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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未成年人的主教會議系列二】有關「指引」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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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February 2019

【保護未成年人的主教會議系列二】有關「指引」的通函

教廷信理部於二零一一年五月給所有主教團發出一封重要的通函,旨在按照教宗方濟各於二零一零年訂立的「新準則」,「協助主教團制定處理神職人員性侵未成年人案的指引」。

通函要求各主教團草擬指引,或修改現有指引;又提供指示,以確保準備這些文件時,涵蓋所有要點;及要求指引的文本在一年內提交予信理部,以便作出評論。

指引的目的,首先當然是要保護未成年人,但也為確保每一個主教團的主教在這範疇上有一個共同的方向。

為幫助主教團和修會團體了解此問題的不同面向,並藉著制定指引及其他適當的措施以便他們在本國面對這些問題,於是在二零一二年,舉行了一場國際研討會。

研討會在宗座額我略大學舉行,並獲羅馬教廷──特別是信理部和主教部──支持。研討會的主題為「走向癒合與更新」。

很多專家,以及最重要是,來自一百一十個國家的主教團代表,以及卅五個修會團體的總會長,均有出席研討會。研討會由漢斯.措爾納(Hans Zollner)神父統籌。

與此同時,額我略大學心理學院成立了「兒童保護中心」。其主要目標為培訓人員,專門防止性侵,以保護未成年人。

幾年來,該中心已開辦了多個文憑課程,最近新開設「保護兒童」碩士課程。

該中心還已發展一個遠程網上學習課程,特別針對教會的某些地區,例如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在這些地區,投放在保護未成人的範疇上的資源和人員都較少。而中心與當地機構合作,配合不同文化的需要以完善課程。

就指引的籌備工作而言,很多主教團都沒有遵守時限;不過,隨著時間流逝,幾乎所有主教團都已準備他們各自的指引,並把指引呈交信理部和收集意見。

呈交上來的指引文本,其結構和關注幅度各有不同。

我們必須指出,信理部嚴格要求「處理神職人員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即基本上,是如何在案發後採取行動、如何應對緊急情況,以及如何加強注重神職人員的甄選和培育。

然而,經驗和反思讓許多主教團擴闊視野,並制定或重新制定指引時,使之涵蓋範圍更廣和包含的內容更多、弄清侵犯的不同面向及團體內權威與權力關係腐敗的本質、侵犯者的人格特徵、危機的徵兆等等。

通過這種方式,以及表明在面對已發生的性侵案時應如何處理,都為真正的預防行動奠定了基礎。

而這些是通過團體內不同部份的培育與合作,以及教會機構徹底克服其封閉、隱瞞和自我保護的姿態而得以實現的。

然後,從性侵的戲劇性經驗開始,該指引已成為教會團體轉化和更新所需的文件。

聖座教宗方濟各

教宗方濟各繼續果斷地走在其前任所開展的道路上。

從二零一四年第一次於梵蒂岡「聖瑪爾大之家」,即教宗的住處,教宗跟數名受害人一次長時間並令人感動的會面開始,教宗都親自參與,並會見那些遭神職人員性侵的受害人。

自首次會面以後,還有多次的會面,有的是在他外訪期間;有的是私底下再度安排在聖瑪爾大之家。

教宗方濟各採取的一個重要步驟,是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宣布成立「宗座保護未成年人委員會」這新的機構,並由若望.奧馬利(Sean O’Malley)樞機擔任主席。

其目的並不是處理個別的性侵案件,而是研究和提出適合在教會生活的不同層面上,有效保護未成年人的方法和解決方案。

從兩名代表性侵受害人的成員辭職可看到,該委員會走的路並不平坦。

委員會須在跟羅馬教廷各聖部的權限上釐清其職能,並在欠缺重要資源的情況下,制定高要求的工作時間表。

然而,委員會也有一定的成果。

有三個例子可足以說明。首先委員會的「模式」已包括了我們上面提及的更廣闊視野,而這模式也已被應用在主教團的指引內;其次是,就每年在羅馬舉行的新任主教培育課程,委員會也作出了貢獻;最後是,其建議訂立為性侵受害人而設的祈禱日。

從這問題的教會法和程序觀點來看,教宗方濟各發表了兩份文件。

二零一六年六月四日頒布的《如同一位慈母》手諭,是面對教會問責這複雜問題的重要一步。

尤其在公眾討論中,特別是在美國,這問題不斷地被提出,即是如何制定程序處理對主教的指控,而所指的並非單是性侵未成年人的罪行(這些隨著教宗之前的授權,其實已由信理部負責),而是與性侵案相關的其他嚴重不當行為(譬如是隱瞞案情)。

教宗方濟各的另一份司法文件,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的聖座答書。該文件要求在信理部設立一個部門,負責審理神職人員就「最嚴重的不法行為」判決而提出的上訴。

這個由希克盧納(Scicluna)總主教擔任主席的部門,有一段時間一直在定期執行其職能。

但方濟各完全明白到,在保護未成年人的議題上,教會在社會裡有其協作和共負責任的角色;這必須跨越視這議題只為架構「內部」的問題,而要超越懺悔的障礙去到最廣闊的層面,在現今充滿問題的世代裡促進保護文化;而現今的問題,當中很多是包括來自新數碼文化的。

對這問題關注的一個例子,是「在數位世界中兒童的尊嚴」國際大會。大會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四至六日,在宗座額我略大學舉行。由上述的「兒童保護中心」與大型國際網絡「我們守護(WePROTECT)」和「Telefono Azzurro」(意大利兒童電話熱線)合辦。

大會閉幕時宣讀了一份「有關數碼世界內未成年人尊嚴的羅馬宣言」。此宣言獲教宗方濟各的支持,他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六日,就此主題向與會者發表非常重要的演講。

澳洲和智利的個案

在教宗方濟各任期內,最大的危機衝擊了澳洲的教會和智利的教會。

在澳洲整個社會,特別是在天主教會及其機構內,激烈討論性侵未成年人問題已有多年,但都只有總主教斐理伯.威爾遜(Philip Wilson),因為隱瞞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發生的性侵罪行,而於二零一八年五月被民事法庭判有罪。

自二零一二年以來,一個皇家調查委員會在全國進行深入調查(在可能的最高層中),並舉辦了多個聽證會;為此教會最高當局也被傳召,其中包括喬治.佩爾(George Pell)樞機。他更因此從羅馬飛返澳洲,同時為其他的指控作辯護。

最終報告於二零一七年發表。內容提及案件的嚴重程度和數量之多,以及所遭遇的性侵情況,令人震驚,尤其是在天主教團體和機構內發生的。該報告也提出一些給予教會的建議。

建議當中有許多是很值得考慮的,但其他卻被主教們判斷為不可接受,特別是質疑告解聖事保密的一項。

天主教會的架構與法律如此有系統地遭民主國家的民事當局批評,也許是史無前例的。

不僅是涉案的個別人士被判有罪,而是整個教會被要求對自己及其準則作出辯解;而且不僅要在公眾輿論面前,還要在代表國家的當局面前。

我們需意識到,澳洲的個案大概將不會是個別的,正如很多類似的情況(如美國的)正在形成一個持續的趨勢。

然而,最深刻影響和直接牽涉教宗方濟各的,是智利的個案。

這危機的核心人物是費爾南多.卡拉迪馬(Fernando Karadima)神父。數十年來,他一直被視為具有魅力和權威的精神領袖,也是一位傑出的司鐸神師,由他培育出來的神父,有些已升任為主教。

神父後來被控性侵,但卻長期無人相信遭其侵犯的受害人的供詞。直至二零一一年,經過一個常規的教會法程序後,羅馬教廷才認定他確實有罪。

由於卡拉迪馬神父及其追隨者所扮演的角色,導致教會內存在嚴重的分歧,而張力集中於奧索爾諾教區的胡安.巴羅斯(Juan Barros Madrid)主教身上。即使教宗方濟各在二零一八年初訪問智利,也未能解決這些問題。

教宗承認自己犯了錯,低估了問題;而道歉本身是前所未聞,讓人敬佩。

期後,他以極大的決心和連串的行動,直接處理這情況:委託希克盧納總主教開展新的調查;私下會見了指控卡拉迪馬的受害人;並召集整個智利主教團在羅馬開會。會議在喧鬧聲中結束,主教們集體向教宗辭職。

教宗方濟各後來接受了部分主教的辭職,這令主教們的聲譽受到莫大的損害;他亦要求兩位犯了性侵罪的老主教──方濟各.若瑟.考克斯(Francisco José Cox)和馬爾科.安多尼.奧德內斯(Marco Antonio Ordenes)──還俗。

卡拉迪馬在九月被教宗撤銷其神職身份:在他的案件裡,濫用職權、濫用良心和性侵之間的聯繫尤其明顯,而帶給全國教會的後果是非常嚴重。

這是在這背景下,教宗方濟各就性侵議題發表最新的兩份牧民文件。兩份文件有着密切的關連,而且非常有力:二零一八年五月卅一日的《致智利旅途中的天主子民的信》及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日的《致天主子民的信》。後者在他訪問愛爾蘭前夕發表。愛爾蘭是另一個深受性侵未成年人事件影響的國家,教宗在當地會見過幾位受害人,並在世界家庭會議期間再次談及這議題。

至今,教宗方濟各不再純粹談論「性侵」,而是「性、權力和良心的濫用」。

教宗在一個更廣闊並有系統性的關係背景下,看待性侵全部的問題。而這關係背景存在於教會團體內部及其腐敗中,特別是當權威是以權力而非服務的形式存在時。

指導方濟各的教會願景,是我們現在都認識到的:在旅途中的天主子民由聖神引領,是一個「眾議(synodal)」的旅程,當中所有信徒都是共負責任的,而且需要果斷地對抗各種的神職主義。

解決這個因性侵現象而觸發的危機,成為教會推行真正改革一個具關鍵性的考驗。這改革不應該是表面的,而是要觸及深處,按照福音來把關係與行為更新和淨化。

期望與前景?

在二零一九年二月舉行的會議,並非由零開始;但這無疑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會議旨在為更新而迫切向前邁進的步伐,提供強而有力的推動力。

如以上所講的,迄今為止所獲得的教訓和經驗有很多,但也存在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讓我們總結主要有那些部分。

儘管在某些國家已做了很多工夫,大大減少了性侵案的數目,並制定了有效的預防和培育項目,但我們還需要承認,在很多其他國家,幾乎沒有做過任何工作。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而在這些個案中,採取果斷行動的渴求是巨大的。

各主教團、主教們及修會總會長們,必須感到自身有責,並且知道他們必須在天主、教會及社會面前,說明自己的責任。

在許多情況下,問題所帶來的嚴重性及其所引發的痛苦,似乎未被察覺。

這需要不僅在理論上,而且要在經驗和情感方面,意識到施加在受害人身上肉體和精神的創傷。這將激發我們採取行動,克服惰性、恐懼和抗拒,這些都是危險的。

有時候,有一種錯覺,以為此問題主要是「西方的」或「美國的」或「英語系國家的」。天真的人抱持不相信的態度,認為在他們的國家,這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

事實上,細心觀察,其存在是不容忽視的;問題有時候是潛在的,但總能夠在未來驚人地爆發。有需要正視現實,在這方面,更多的資訊將大有幫助。

對「神父」這樣一個人物的反思,仍然是重要的。聖召的關顧和選擇,以及司鐸初期和持續的培育,也同樣重要。抱持服務而非權力的觀念,以促進更新教會的關係,這些都必須是任何正在的改革的核心。

新頒布的《司鐸培育基本方案》正朝着這方向出發,但仍需要把它付諸實行。

透過逃避困難和不舒服的情況及把真相最小化和隱瞞,以保護自己和教會制度的傾向,是要堅決被反對的。要完全拒絕所有形式的撒謊。

我們需要學習在教會團體內外,清晰地和具透明度地溝通,以重建信任和公信力。

從真理和正義的角度,我們也要發展和培養與民政當局的關係和合作。

誠然,在不同的國家,他們的法律和權威有很大差異,故必須考慮到這一點,譬如制定指引時。

但教會必須表現出其致力於保護未成年人和容易受傷者的工作,並務實和謙遜地盡其本份。

在世界的一些地區,或有大量貧窮、剝削、移民等問題,要認識性侵問題,必須要在一個更闊的框架內;這是一個對未成年人進行暴力和剝削的框架,那些暴力和剝削是如此的嚴重和普遍。然而,把性侵問題抽離於其他方面來處理,似乎也是不當,因為需要治療的,是未成年人的整體狀況。

因此,有必要將性侵視為重要的──而非孤立的──「即棄文化」是悲劇的問題,傷害著弱小者。

有些地區,由於主流文化的限制,難以談論性和性行為。在許多非洲和亞洲國家都是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問題不存在。

不過,這方法須跟我們習以為常用的方法,或對其他文化有用的方法,有所不同。

教會內文化差異的因素,及如何藉著共同取態及適應不同情況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這無疑是這次主教會議面對的巨大挑戰之一:聆聽和互相尊重是至關重要。

這也是「眾議精神(Synodality)」。

資源和技術上最貧乏的教會,需要來自較強的教會和羅馬教廷的有效幫助。

保護未成年人是一個重要的領域,可讓教會之間合作,並交換經驗和做法,以及善用經濟資源。

從羅馬教廷到主教團、教區、修會團體的服務來看,這次會議將是一個特殊的場合,去聆聽問題和需要、反思目前教會法內容和程序的完備性、釐清權限,以及弄清不同聖部和教會機構的工作。

總括而言,談論神職人員性侵,總是令人痛苦和厭惡的。

有時候,即使在教會圈子裡,總會聽到:是時候改變話題了;太關注這話題是不對的,因為問題正變得沉重和被誇大。

但這將是錯誤的道路。

如果沒有從所有方面去面對問題,教會將繼續面臨一個接一個的危機,教會及所有神父的公信力將持續嚴重地受創。而最重要的是,受損的將會是教會傳播福音這使命的本質,以及其為兒童和青少年從事的教育工作;這些都是幾個世紀以來,教會為人類服務最美麗和最寶貴的一面。

【完】來源:《十字架報國際版》,天亞社編譯。

Preparing the Meeting of Bishops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Par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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