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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澳洲神職性侵案,總主教的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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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July 2018

【評論】澳洲神職性侵案,總主教的判刑

阿德萊德總主教斐理伯.威爾遜(Philip Wilson)。

阿德萊德總主教斐理伯.威爾遜(Philip Wilson)被判監十二個月,獲准在家服刑。他很可能會就判罪和刑罰提出上訴。

上訴也許會成功,但不代表事件就此畫上句號。這宗官司歷時六年,涉及四十多年前發生的事。引用的法律條文相當複雜,而人們的情緒也很高漲。

威爾遜出任伍倫貢主教,及後來成為阿德萊德總主教,都曾就教會人員性侵犯兒童的罪行做了很多工夫,以改變天主教會對這類罪行的回應。

但當前的判罪與刑罰,是跟他年青時,在梅特蘭-紐卡斯爾教區擔任司鐸時發生的事有關,那可追溯到一九七六年。

而到他成為阿德萊德總主教後,一些他早年的作為回過頭來困擾著他。

梅特蘭-紐卡斯爾當地有居民,兒時曾遭麥卡林登(McAlinden)神父或弗萊徹(Fletcher)神父性侵犯過。不管威爾遜當上主教後,如何致力在全國各地收拾殘局,這些受害人大力批評他。

新南威爾士州議會在一九九零年修改《犯罪法》,就隱瞞嚴重可遭起訴的罪行增訂了一項的新條文。第三一六(一)條規定:

「若有人犯了嚴重可遭起訴的罪行,而另一人知道或相信該罪行經已發生,並且他或她掌握的資料可能對確保被逮捕或起訴或定罪該罪犯有所幫助時,若這人士無合理辯解理由,而未能將該資料提交給警察或其他相關部門人員,即該人士一經定罪即屬違法,可被判監兩年。」

新南威爾士州法律改革委員會於一九九九年審議這項條文,認為有其不足之處。而大多數委員建議把條文完全廢除。

他們的理由是,「委員會不贊成以刑事處罰強加的法律責任來取代道德責任,除非這樣做會給社會帶來整體實際效益。然而,第三一六(一)條並沒能獲證實有類似的整體效益。」

即使少數委員認為某些條文或許有論據,但他們也說:「必須承認,現有條文存在嚴重的缺陷;可以更不留情面地說,它在關鍵的幾方面都是近乎毫無意義。」

「在我們看來,重點不在於部分條文隱含的理念是錯誤,而是違反刑事法要求具有明確的基本原則。」

基本上,該法例規定任何人在「沒合理辯解理由」下,若可能知道有關任何其他人的任何犯罪行為,而對警方知情不報,均屬違法。

可是沒有人知道甚麼構成「合理辯解」,尤其連受害人自己或其信任的一方也選擇不去報警。

無論出於甚麼理由,二零一二年七月,當新南威爾士州警察調查針對麥卡林登的投訴時,威爾遜選擇拒絕合作。威爾遜仍是一位年輕神父及嶄露頭角的教會法律師時,他曾在麥卡林登的教會審訊中當過公證人。

打擊行動部隊主管兼探長格雷姆.柏克(Graeme Parker)告訴《悉尼先驅晨報》說:「這很遺憾,因為有些問題實在要向威爾遜總主教查問。」

「我們作出多次嘗試,以傳召他來警署接受盤問,但他行使其保持緘默權。」我猜想,如果威爾遜當時願意跟警方合作,或許事件已經結束。從那時起,性侵受害者認為威爾遜在隱瞞有些事情。

然後,著名檢察官瑪加利大.庫內恩(Margaret Cunneen QC)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在梅特蘭-紐卡斯爾地區,領導兒童性侵案調查委員會。她在其撰寫的報告中指出,多名神父和馬龍(Malone)主教都已得知指控麥卡林登和弗萊徹性侵犯案的資料。

她認為在第三一六條條文下,沒足夠材料對馬龍及其他在她報告中被公開身份的神父,提出起訴,即使他們可能已掌握了一些有關麥卡林登和弗萊徹的犯罪資料。

她調查過教會如何處理三名受害兒童(假名AL、AK和AC)被性侵犯的投訴,他們成年後決定不想讓警察介入。

在決定根據第三一六條條文不對馬龍提出任何指控,庫內恩發現「以乎以手頭上的資料來看,若馬龍充分地提出合理辯解,鑑於有證供指AL和AK不想讓警方介入,故控方不大可能在合理懷疑以外證明缺乏合理辯解」。而且,「若馬龍是基於AC不打算向警方舉報麥卡林登而提出合理辯解理由,控方可以在合理懷疑以外證明缺乏合理辯解的機會也不大。」

庫內恩在其撰寫的報告中有一卷沒被公開。現在我們知道,該部分內容大都跟威爾遜有關的。

庫內恩在報告中指出,「有足夠證據證明可起訴一名教會高層人員,因他犯了對弗萊徹的潛在罪行知情的相關罪行。」

「這一點在報告的保密部分中處理,以免影響日後可能進行的刑事訴訟程序。」在問題得到解決前,威爾遜應暫停其主教職。

威爾遜花了另外的六年時間,才被法官斯通(Stone)判罪。判罪指出,他於一九七六年已得知弗萊徹在七一年對一名十歲男童伯多祿.克賴(Peter Creigh)進行連串侵犯,並在二零零四年(當時弗萊徹被控對另一名兒童犯上相同的罪行)至零六年(當年弗萊徹離世)間,未向警察提供案情資料。

法官也考慮到,威爾遜可能認識遭弗萊徹侵犯的另外兩名受害者。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受害者說,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他還男孩時,曾經去找威爾遜辦告解,並告訴他被弗萊徹侵犯的事。

另一名受害者於二零零四年向警察舉報。威爾遜曾往紐卡斯爾探訪其家人並得知事件。

法官斯通撰寫了一份長達五十九頁的判詞,但他沒有真正考慮威爾遜是否有合理辯解理由,致使他在二零零四年沒向警方說出,在一九七六年從十五歲的克賴口中得知的案情。

法官認為克賴是位非常可信的證人,「他是真誠而誠實的證人,他盡力準確地敘述他告知被告的內容。」

斯通確信克賴是在沒有任何動機或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站出來,作供指控威爾遜的。「最初是警方接觸他的,而不是出於他個人理由去報警。」

毫無疑問,上訴法院若被問及,將需要密切關注像威爾遜這樣的人是否有合理的辯解理由,解釋他為何四十年後不向警方報告他對刑事犯罪的所知。而當時的受害者成年後,自己也決定不去報警。

第三一六條條文的問題就變得很明顯,尤其當想到在技術層面上警方也可以起訴克賴犯同樣的罪行,因為他相對於威爾遜對弗萊徹的罪行有更直接的認知。

在警覺「對性侵兒童事件回應皇家調查委員會」上,威爾遜的檢控具重大意義。澳洲的皇家委員會都是些奇怪的野獸。

只要看看現時銀行業的調查委員會,在公眾和媒體要求嚴處時,有高層迅速引咎辭職。

公平地說,公眾和媒體都期望,在皇家調查委員會調查兒童性侵案的過程中,有主教級人馬下台。

鑑於逾六成與宗教團體相關的投訴是涉及天主教會,有人期望我們的一些主教會被撤職。

委員會進行調查期間,白里安.芬尼根(Brian Finnigan)是唯一迅速而出乎意料地辭職的主教。在羅納德.馬爾卡恩斯(Ronald Mulkearns)擔任巴拉臘特教區主教那關鍵的八年間,他是該教區的副主教。

他後來出任澳洲主教團的執行秘書,同時是布里斯班的輔理主教。他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及十四日向皇家調查委員會作出令人非常難以置信的證供。

就這一次,梵蒂岡和教會內的其他人員匆匆作出回應。教廷大使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發表聲明,指芬尼根已屆七十五歲的退休年齡,符合教會法第四零一點一條,教宗方濟各接受他的呈辭。

這是在皇家調查委員會發表有關芬尼根的調查報告的兩年前。他們從未如此嚴厲地作出譴責:「芬尼根主教的證供令人深感失望。」

「他給人一個明確的印象,他正設法保護自己及教會或主教,而沒盡力提供明確和誠實的證供。」

「結果是我們沒接納芬尼根主教的證供,除了那些獲其他證供支持的,或者本身是可能而又不跟別的證供相矛盾的。」

可理解的是,受害者都希望看到,在如此一個在文化、問責和個人責任上經常被認為不足的機構內,至少有一位在任主教受到懲罰。

威爾遜已經花了六年時間及大量資源於上訴一事上,以圖避過這次判罪。他給阿德萊德總教區的民眾寫了一系列的信函,詳述自己的病情,包括老人痴呆症早期症狀及對治療的積極反應。

身為澳洲公民,他當然有權對判決提出上訴。

然而,即使上訴庭最終同意新南威爾斯州法律改革委員會的說法:第三一六條條文是行不通;或者,沒法院被說服威爾遜超出合理懷疑作不合理的舉動,但也難以擺脫法官認為威爾遜的證供非常不可靠這事實。

威爾遜一九七六年從一名兒童口中直接聽到有關他被神父恐怖虐待的證據。他向孩子保證會跟堂區神父處理。可是他沒作出任何跟進。過去六年對阿德萊德總教區造成的傷害已相當大。

現在是總主教提出辭職,而教宗方濟各立即接受呈辭的時候了。威爾遜也許會花時間採取任何進一步的法律行動,如果上訴直到高等法院的話,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希望克賴和其他受害者可能已有理由認為,教會領導層「聽到了」,又或至少,被召喚問責了。

__________

撰文:弗蘭克.布倫南(Frank Brennan)神父,耶穌會士,澳洲天主教社會服務部行政總裁。

【完】來源:《十字架報國際版》,天亞社編譯。

The sentencing of an Austalian archbi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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