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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天主教會的聖召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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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une 2018

【評論】天主教會的聖召危機

教宗方濟各四月底時,為羅馬教區祝聖了十一名新司鐸。他們當中五人,是意大利人,曾在教區的大修院完成培訓。另外六人,非意大利人,他們將獲接納為教宗轄下教區的神父。他們都是「新慕道團(Neo-Catechumenal Way)」的成員。

他們均是在新慕道團的「救贖主之母神學院」,接受準備晉鐸的培訓,並獲委派往該團海外的傳教點或堂區服務。

晉鐸彌撒在「第五十五屆世界聖召祈禱日」舉行。教宗早於去年底已就這重要的日子發出文告。他在文告中指出:

「我們每一個人都被召叫──不論是在婚姻中度平信徒生活,或領受聖秩度司鐸生活,或是度特殊的奉獻生活──在此時此地,成為天主的見證人。」

他說:「不論個人的聖召或教會的聖召,每種聖召都有多種樣貌,各具特色;我們需要聆聽、辨明和生活出那由上而來的召叫,它能使我們的才能得到發揮,讓我們成為世上救恩的工具,引導我們走向圓滿的幸福。」

簡而言之,教宗聚焦在各種各樣的基督徒召叫上,但他沒有談及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是當前教會最迫切的「聖召危機」,尤其是關乎鐸職人員的。

這裡有幾方面可以更好被稱為「鐸職危機」。《國際十字架報》最近刊登兩篇文章,從這多方面的問題中,審視了其中的一項;就是神職人員的心態,看似像一種病(或是一種誘惑),內在於晉鐸者的道德觀裡。

若你錯過了文章,請看看若瑟.奧蘭(Joe Holland)的Get rid of the clergy – But keep Holy Orders,及安德肋.漢密爾頓(Andrew Hamilton)的Clerical culture produces poor fruit。神職主義產生了不好的果實

誠然,這兩篇文章在處理跟鐸職有關的主觀因素,以及如何與現在的聖召危機相連。

人們會辯論,教權主義是否讓年青人遠離探索鐸職的召叫;或者,在另一方面,是否在吸引那些有問題的候選人。

這裡有一些涉及聖召或鐸職危機的一些主觀議題,同時需要迫切研究。最少在文件上,聖職部曾發出指引,以協助主教及培育人士做到這工作。

神學院及負責培育的神父,其質量是主觀類別,但數量並不是。客觀而言,數字不會說謊的。事實上,年輕人進修院及晉鐸的數目,未能追得上受洗教友整體增加的數目。完全沒有。

即使在非洲,有些人會讓我們相信情況並非如此糟糕。而且,他們甚至相信,相對於歐洲和發達國家的世俗化及已發展的教會,「聖召豐盛」的非洲教會將會成為新「逆向福傳」的主角。

他們是非常錯誤的。

由梵蒂岡出版、最新一期的《教會統計年鑑》顯示,現時在非洲,每五千多名教友便有一位神父。整個拉丁美洲,情況更差,比例已上升至七千對一。

相對於在歐洲、北美洲及大洋洲的教會,這比例徘徊在二千名教友對一名神父間。這裡可以採取一些可能的措施,以縮短日益擴大的差距。

不過,基於歷史和實際因素,這時間最大可能接受的方案,是改變錄取聖秩的標準,把候選人的範圍擴大,包括德行經過考核的已婚人士,則所謂的viri probati。

然而,世界各地大部分的主教團,都抗拒或反對探索這可能性,儘管教宗保祿六世及教宗方濟各鼓勵這做法。

反之,主教們選擇更簡單及安全的方法,就是從那些他們相信有豐盛聖召的國家,輸進司鐸。

現在先讓我們暫且把為何這樣做會帶來危機的主觀因素擱置一旁,這些因素像是外國神父經常面對適應新文化、語言及不同社會習俗的困難(而這些對他們所服務的人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又或者,神父若來自貧困地區或局勢不穩的國家,可以理解他們有種傾向,想要到一個較安全及繁榮的地方。

還有一個更客觀的因素,為何輸入外國神父對西方長久已建立的教會,不是一個真正解決方法,尤其是來自較非洲教會,儘管那裏發展迅速,但他們仍然生活在大部分沒有福傳使命的地區。

「在困難和危機時,(這樣一個教區)當然可以接受短暫的幫忙,但不可奪走這些年輕教會的神父,他們都曾受過最佳的訓練。這是關乎公平及教會意識的問題。」

這是近二十年前,當時的萬民福音傳播部(信理部)部長若瑟.唐高(Jozef Tomko)樞機發出的警告。

二零零一年夏天,他在梵蒂岡的辦事處,發出一項「有關從傳教區派遣教區神父到國外及旅居外國的指引」。

這指引旨在「抗衡一定數量、來自傳教區的教區神父形成的趨勢」,他們「通常以進修,或其他理由,這些理由與傳教無關,從而想離開自己的國家,到歐洲和北美居住。」

該指引還指出,這些想移居海外的神父,其中一個非傳教的動機是被「較佳的生活條件」吸引,以這動機以「一些已發展的教會需要年輕神父」作為支撐理據。

文件以感歎的語氣指出,「這些神父以這樣的理由說服自己,不再回去自己的國家。而有時他們的主教默許這樣做,甚或反對他們提出回國的要求。

傳播部續指,但主教派遣神父往國外,是為向那些「已移居當地的本國」人民提供牧民關顧,這是一個完全不同並合法的原因。

在一個發表這份文件的會議上,現年九十四歲的唐高樞機表示,事實上這是一個合適的做法:派遣神父陪伴國外的同胞,為他們靈性需要服務。

事實上,那些有長久歷史接納移民的國家,像加拿大、美國及澳洲,一直有源源不絕的外國司鐸,為新移民提供靈性關顧。

而最近在阿拉拍國家亦有類似趨勢,因為有大量來自菲律賓和印度的勞工移居當地。

但唐高樞機重申,在梵蒂岡的指引中,響起了警號。

他指出,更多發達國家的主教們,「樂於採用這簡單的解決方法,以非洲、亞洲或拉丁美洲的神父,充當其堂區人手」,卻無視對這些神父原居地的教區,「可能造成的損害」,因為,會剝奪他們所需的牧職資源。

他慨歎說:「在非洲及亞洲的一些教區,基於財政理由,其三分一,甚或半數的司鐸,都在其他國家。以我所知,其中一個教區,更有八十三名司鐸到了國外,而在這國家,其福傳卻停滯不前。」

然而,這位樞機的底線已碰到問題的神學和教會學核心:

他說:「一個團體無法在國民中找到所需的牧者,就必須反省造成這狀況的原因,及尋求補救方法,譬如加強家庭及聖召牧民關顧,及正確評價教友牧職。」

當然,還有更多可能的補救方法,較樞機建議的好。而這些方法需獲謹慎辨識,以確保教會的牧者應在其已建立的團體中尋找。

用一句教宗方濟各常說的話來說明這點:這不需要太多的「牧民創意」。而事實上,教宗已建議了一個方法……

__________

撰文:羅伯特.麥肯斯(Robert Mickens),梵蒂岡觀察家。

【完】來源:《十字架報國際版》,天亞社編譯。

The Catholic Church’s vocations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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