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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澳洲佩爾樞機及其登上高位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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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May 2018

【特稿】澳洲佩爾樞機及其登上高位的過程

佩爾樞機。

在澳洲喬治.佩爾(George Pell)樞機面前,是一個決定性的分岔路;當中的一條路,有可能把面對多項性侵指控的他帶進監牢。在佩爾身上我們看見一位積極的理論家,他是如何走到這兒的呢?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自由主義席捲天主教會,教宗若望廿三世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以打開「堡壘教會」的大門,迎接新思維、新禮儀和新教律。這是一個牧民的大公會議,更扭轉自十六世紀特倫多大公會議以來,教會被指為嚴控的情況。

正如文件中所記載,一股反對勢力形成了,致力維護梵二前的政策和規律。因此,進步與保守的之戰,在六十年代後期展開。自由主義於七十年代蓬勃發展,但到八十年代,保守派收復失地。

卡羅爾.沃伊蒂瓦(Karol Wojtyla)樞機,一九七八年獲選為教宗後,集中消除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改變。他想要一個紀律嚴明的教會,在教義和行動方面有清晰的政策,正如在共產波蘭的黑暗時代裡,支撐著他的那些政策一樣。

一九六六年,佩爾在澳洲巴拉瑞特教區晉鐸。他的主教吉姆.奧柯林斯(Jim O’Collins)是立場堅定的保守派人士,並與羅伯特.聖瑪麗亞(Bob Santamaria)連成一線。自四十年代以來,在澳洲的教會及政治事務上,聖瑪麗亞都是一把具領導地位的教友保守聲音。

奧柯林斯主教把佩爾招攬到他的團隊裡,更送他到牛津攻讀博士學位,好讓他回國後能夠與進步派比試。奧柯林斯主教想要一個能夠迎戰諸如馬克斯.查爾斯沃思(Max Charlesworth)之類的人物,而查爾斯沃思是墨爾本著名的天主教學者兼進步派的人士。佩爾從牛津回國後,成為保守派的戰士,以及聖瑪麗亞的門生。

從此,佩爾忠於這一目標,並成為一名政治家──教會政治家。

一九七四年,他獲委任為巴拉瑞特亞奎納師範學院的校長,這任命使他轉而與政府和工會打交道。後來,師範學院更成為新成立的澳洲天主教大學的校園。而據聞,佩爾在參與教會與政府的談判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

一九七八至八六年間,類斯.朱薩尼(Luigi Giussani)是教廷大使,與聖瑪麗亞關係密切,並注意到這位冒起之星,其政治見解與新任教宗頗為一致。一九八五年,輪到巴拉瑞特教區為神學院提供新院長,佩爾獲得此職位,仕途又邁進一大步。

一九八七年,墨爾本總主教法蘭克.利特爾(Frank Little)向羅馬要求兩位輔理主教。他得到了伯多祿.康納斯(Peter Connors)──他的選擇;以及喬治.佩爾──羅馬的選擇;如今羅馬終在墨爾本教區有了自己的人。

一九九零年,佩爾獲委任為信理部成員,這教義監察機構當時由若瑟.拉青格(Josef Ratzinger)領導。

儘管佩爾後來獲得主教部的任命,但為擴大其在教會的影響力,以確保經考驗的「正統」候選人能獲主教任命。在澳洲尤其如是,在過去逾二十年,當地沒有主教不在他推薦或允許下,得到任命的。

他保守的思想和鬥士的風格,贏得高層的認同。他更定期參加在羅馬舉行的會議,並周旋於梵蒂岡各政治勢力之間。佩爾擔任這職位十年,成為梵蒂岡公認的人物。

一九九六年一月,利特爾總主教前往羅馬,謀求協商一位合意人選出任助理主教,但他空手而回。然後,他在七月提早退休。而除了佩爾外,誰會獲任命接替他?結果,一九九六年年中,佩爾獲正式任命為總主教。

發生了甚麼事?二零一六年,佩爾告訴「機構回應兒童性侵的皇家調查委員會」,利特爾是被要求提早退休的。這回應突顯佩爾在羅馬的政治聯繫,但佩爾否認有份協商利特爾的退休。

無論如何,羅馬如今已有自己人在澳洲最大的教區──佩爾亦知道這佈局。徘徊於梵蒂岡的權力走廊上,佩爾有了回報。二零零一年,他獲任命為悉尼總主教;二零零三年,獲擢升為樞機;二零一四年,更登上羅馬經濟秘書處處長之位。

剛結束的一次皇家調查委員會傳召作供中,佩爾的保守思想再度被突顯。佩爾聲稱,關於伯多祿.西爾遜(Peter Searson)神父性侵案的背景,自己被利特爾和墨爾本天主教教育事務處蒙在鼓裡。

佩爾說,自己跟利特爾「有相當不同的神學觀」;天主教教育事務處是知道,他跟總主教是不同類型的人。他們也知道,佩爾並不贊同他們的宗教教育方法。他聲稱,當他成為總主教時,已把事件處理了。這一說法在他二零一一年於科克所作的講話中闡述了出來。

佩爾在被皇家委員會傳召作供後不久,接受了記者安德肋.博爾特(Andrew Bolt)的訪問。他說:「我曾是羅伯特.聖瑪麗亞的支持者。」,並指主教和牧師信任他的理由。

這要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部分墨爾本神父也支持聖瑪麗亞。但自從澳洲工黨在一九五四及五五年出現分裂,並導致不和後,他們大部份人都改變了看法,認為聖瑪麗亞的全國公民委員會對教會和工黨造成傷害。

佩爾告訴記者說:「在世界各地,信仰和道德上的邀進自由主義正在摧毀教會。」在聖瑪麗亞、沃伊蒂瓦(若望保祿二世)和拉辛格(本篤十六世)一派的風格上,他仍舊是驕傲、充滿意識形態的戰士。他意識到這使他與大部分神父不同,顯示出他察覺到澳洲天主教會內較大的自由派。

像佩爾這樣的保守派,在澳洲教會仍然活躍;然而,相反勢力更大且更為牧民。他們相信這意識形態是真正信仰的對立面。現任教宗討厭意識形態──不論是右派或左派。他的牧職模範,是牧羊人──牧者,而非守衛者──鬥士。

但文化之戰仍然持續──特別是在梵蒂岡──而佩爾一直是當中主要的參與者。獨自回到澳洲,在可見的將來,活動很可能已完結。

【完】來源:《十字架報國際版》,天亞社編譯。

Pell and the course that took him to th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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