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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聽君一席話:評教會面對東歐共產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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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cember 2015

【博文】聽君一席話:評教會面對東歐共產政權

卡薩羅利(左)樞機於一九七九至九零年出任教廷國務卿。(網上圖片)

正委會前些時間舉辦了一個有關東歐歷史的講座,探討當時的東歐教會與共產政權的關係。剛巧最近有朋友翻譯了意大利文的《羅馬觀察報》上的一篇文章,就是教廷國務卿Parolin(帕羅林)樞機在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廿二日,一個紀念Casaroli(卡薩羅利)樞機冥誕一百周年的研討會上的一席話。我看了,簡直是如獲至寶,因為此一講話再加上東歐教會的經歷,可摸索Casaroli同為外交出身的徒弟Parolin,在同樣需要與共產政權打交道的處境之下的思路。而講話中提到Casaroli的東方政策又是否適合眼下的地理上的東方,從而解決位處東方的中國教會問題?現把部份譯文公諸同好,並附上短評,有興趣者可各抒己見,一起討論:

 

……五十年代,Casaroli蒙席在教廷國務院還任文書時,服務於拉丁美洲部門,對於拉丁美洲主教聯會的組織有所貢獻,他以後和拉丁美洲常保持密切關係,後來任國務卿時也擔任過一些任務,如幫助阿根廷及智利解決關於比格爾海峽的糾紛。

一九六一年,Casaroli蒙席任國務院「教會特別事務」部門副秘書長,教宗若望廿三世托他推進那後來被稱為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

「東方政策」可以說是他一生的傑作。這政策的目的是稍為改善東歐天主教的處境。這是出於牧民的關懷,但用的是外交的接觸,當然也可以說有政治的色彩,但這是那些共產政府唯一接納的平台。這個名詞Ostpolitik「東方政治策略」,本來自(西德總理)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他主張共產政權既是事實,不能當它不存在,應該和它建設關係),用在宗教行動上更好稱它Ostpastoral「東方牧民策略」,若望保祿一世就喜歡用這個講法,因為為教會來說,政治是方法,牧民才是目的。

當然,Casaroli蒙席執行這政策,授權者還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保祿六世和若望保祿二世。批評這政策的不敢直接批評教宗,Casaroli蒙席就成了擋箭牌,他並不介意別人的批評,他心中很平安深信天主同意,他這樣做是為幫助那些奄奄一息,瀕臨滅亡的地方教會。

短評:從當日講座分享得知,甚至連與匈牙利的秘密協議,即使共產政權倒台多年,教會也不願披露有關資料。公開的資料實在少得可憐,教宗們都只讓Casaroli全權處理,成了「他的責任」。但梵蒂岡傳統有所謂「教宗經理人」,就是說這些經理人反過來指示教宗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那麼在執行東方政策上,三位教宗全都是這個意思?或是其實是教宗經理人的意思呢?

 

那時Casaroli蒙席在東歐最重要的工作是得到政府的同意,任命教廷信任的候選人為主教。教區必須有主教才能維持教會的存在:招集栽培神職人員,避免教會團體因沒有人施行聖事而枯竭,免得那些和政府合作的神職人員建立和羅馬分裂的國立教會。

短評:多得講座的嘉賓分享,認識更多當時教會對東歐共產的處理手法。其實Casaroli樞機成功了嗎?如果套在中國教會,不少候選人的確得到教廷信任,而且從以往的事例和與神父們的談話,可知道的是這種信任近乎偏聽。這些神職人員對著政府說一套,對著羅馬說另一套,真的能避免了一個分裂的國家教會嗎?

 

在著力東方政策之前廿五年,Casaroli神父在宗座拉脫朗大學為他的法學博士論文「論任命主教的新法」答辯。雖然看來他在和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周旋時,多年的外交經驗比那青年時的一些理論學說對他更有幫助,不過這篇青年時的論文也很有意義。主教任命是推行Ostpolitik時最複雜的一項事務。教廷很難得到關於候選人的資料,政府封鎖資訊,教廷工作要非常有耐心並機警。和共產政府對話非常困難,Casaroli蒙席曾說幾乎是不可能,那麼只有每次在那「幾乎」兩字留下的空隙內下工夫。捷克斯洛伐克曾一百次否定教廷提出的人選。

對教廷和共產政府關於任命主教達成的協議有讚有彈。一個流行的批評是教廷犯了錯,因為被選的不是一些強硬反對政府的人。但教廷的目標是牧民,不是政治。教廷不希望主教以「反對政府」為己任以「政治」為他們的要務,主教們該是牧者。

教廷評估主教候選人時,該以他們是否緊隨福音為標準,當然也注意他們是否忠於羅馬。任主教需要有神修的人,不是那些在大眾前表演得像羅馬鬥獸場的鬥士那樣的人。就算那位大眾公認是擊敗了共產主義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當他評估主教候選人時,也不以他們的政治立場為標準,當然他也不會挑選那些刻意和政府合作的人。一位好的主教是從他的牧民工作看得出來,並不從他的反政府行動,當然有時也不能不反對政府。

短評:這些話是在說誰呢?對東歐教會歷史稍有一點點認識的人都知道,當時反對政府的教會領袖,都是最堅決捍衛教會利益的偉大人物,像波蘭的Wyszynski維辛斯基)樞機、匈牙利的Mindszenty(敏真諦)樞機、捷克斯洛伐克的Beran(貝蘭)樞機。若不是他們英勇的行為,天主教會在當時可能淪陷了。如果他們現在聽到國務卿說他們如羅馬鬥獸場的鬥士,以反對政府為己任,可會從棺材跳出來?

 

東方政策的效果並不豐盛,和共產黨交談很難,就算有了協議,政府也只選擇性地執行,甚或完全失信,但至少我們成功任命了一些主教,接觸到一些失聯的神職人員,和鐵幕後的教會重建共融,有些被磨難的神職人員得以被釋放及免刑。離開真正的宗教自由還很遠,但至少拖慢了教會的衰落。教廷除了信德和望德,只能借力於外交及法律。

Casaroli知道我們只能用保祿宗徒所說的「軟弱的力量」。Casaroli 一九七三年在紐約會見美國外交議會時說過:「我們當然要承認按共產黨以共產主義為最高標準,強權執行,和他們商量的空間少之又少,幾乎沒有。但我們不能不作出努力,也不能說絕對無一線希望。這是一項『長綫的』歷史任務,需要以勇氣及廣濶視野去應付,否則我們只是歷史的旁觀者和被動的受害者,我們就算面對諸多約制,仍該是歷史的創造者。

短評:創造歷史的人是那些為信仰而犧牲的殉道者,不是那些善於運用手段的技工!如果運用手段就能成功,那我們何需天主的化工呢?我們的宗教跟實用主義有甚麼差別?

 

除了外交,我們也重視法律,對話的目的正是為我們的團體和個人建設一些法律的保障,Casaroli知道專制政府不擇手段,但他也看到,如果有一些公開的合約,他們不遵守時,國際輿論會批評他們,他們不免會丟臉和理虧。法律自有它的價值。一個例子:聖座曾猶疑應否參與赫爾辛基的談判。自從維也納會議後,教廷已不參加多邊的政治談判。而且按一九二九年與意大利政府簽訂的《拉脫朗條約》第廿四條「教廷不該參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糾紛,也不該參與這類國際會議」,當然執行這條約時也有斟酌權。

無論如何,教宗保祿六世和Casaroli在那全歐大會中見到一個機遇,就是能聯合歐洲,並肯定在蘇聯控制下的國家也該承認基本人權。雖然會議是政治性的,但這些協議有法律性效力。教宗說:「既然這裡討論的是法律問題,教廷很有資格參與討論。法律有它的力量,就算有人不遵守,也不失它的力量。」

短評:為共產黨,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法律是毫無意義的。其實列寧已清楚講過。現在的情況是目共睹的,我不理解為甚麼居然仍有人相信這些騙人的技倆?!

 

Casaroli善於把法律放在歷史及政治之上,從他執行東方政策的一些成功例子可以看得出來。和不同政府的談判,效果不同。Casaroli堅持在對方也讓步時他才讓步,真正的外交關係只與南斯拉夫簽成,和別的國家雖沒有建成邦交,也建設了創新的堅定關係。其實和每個共產國家的協議都有它獨特的地方。

Casaroli對於教廷與各國簽約的事上特別有功,這些條約保證教會能行使她普世使命,從一九六七至九零年,在Casaroli的努力下,這類條約簽成了五十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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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于飛

【完】來源:筆是天主教

聽君一席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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