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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論教宗方濟各與湯漢樞機所呼籲之「對話」與「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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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ptember 2014

【評論】論教宗方濟各與湯漢樞機所呼籲之「對話」與「交談」

教宗方濟各親吻湯漢樞機的右手,以示對中國教會敬愛。[網上圖片]

教宗方濟各訪問韓國時,會見近四百名亞洲主教,表示與各種文化對話是教會在亞洲之使命。其間,教宗也暗示願意與中國對話,「不僅是政治對話,也是友愛的對話」,並強調教會並非「侵略者」。另一邊廂,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發表牧函討論政改,表示支持教區早前發表的緊急呼籲,望「各有關方面繼續誠意地交談對話,心平氣靜地彼此溝通」,並要推廣「有建設性的交談」文化。同時指出「公義不能憑人與人互相對抗或動武來達至」。真誠之交談實在重要,但所謂對話、交談之大原則,必須放在實際因果脈絡(context)中討論。不論是錯誤理解脈絡,或根本抽離脈絡,均無助解決問題或應付目前難關。

先談教宗論及的中梵關係。本人深信教宗實在有誠意與中方展開對話,改善中梵關係。但教宗以及教廷高層必須理解中梵僵局之本質,究竟為何。教宗似乎認為僵局之主要成因,是文化衝突,或中方認為教會是文化帝國主義者。因此他選擇在討論教會與各文化、民族對話時,暗暗提到中梵關係。而在從韓返梵的機上,教宗回答記者有關中國的提問,表示欣賞中華民族之歷史與智慧,也提到明朝來華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教宗或許也想到清朝時的禮儀之爭:教廷不容信徒祭祖,雍正下令禁教;以及清末,某些傳教士主動或被動與帝國主義合流,或不理解中華文化,成了文化侵略者,以致教案頻生。教宗謂教會當以開放、接納之態度與各族對話,實屬可喜。但教宗似乎忽略了(或是故意避談),今日之共產中國,並非大明、大清或民國。本人敢妄斷:今日造成中梵僵局之主因,乃政治而非文化。

中梵僵局政治是主因

中梵僵局,究其原因,是中共政府的獨裁本質使其不能容忍非政府力量自由自主活動。這絕非文化衝突或禮儀之爭。獨裁體制乃靠控制與籠絡(control and coopt)個體及團體以維持其統治。教宗謂希望中國政府能明白,教會只是「要求自由地做自己的工作,沒有其他條件」。然只要教會要求自主,且以自己整全之身分(full identity)行動(例如堅持只有教宗能祝聖主教),則必然與中共對幹。簡單而言:獨裁統治與宗教自由有本質上之衝突,不可能和平共存。浙江省各市政府大肆拆毀教堂之十字架,是獨裁政府打壓宗教自由;而清末時之教案,乃文化誤解加上帝國主義產生仇恨所致(當然難免也混合了政治煽動),兩者本質有別。

文化交談捉錯用神

跨宗教、文化交談之目的,是使各宗教、文化、民族都能互相理解,和諧共存,因此嘗試用此方法去調和本質上不能相容之獨裁統治及宗教自由,就是錯誤理解脈絡。教宗強調尊重中華文化,但這在中梵關係上實在是捉錯用神,因為歷史上踐踏中華文化最劇烈者,是中共政府。本人同意教會本地化是教會之重要任務,但這絕非解決中梵僵局之關鍵。只有兩出路:(一)教會放棄自主、部分身分以及部分真理,用殘缺之信仰去換取獨裁政權之認可;或(二)中國出現政治改革(或革命),建立民主憲政,教會獲得憲法保障而得以自由自主活動。由(一)引伸出的問題是:假若要放棄宣講部分信仰與真理(如以人性尊嚴為基礎之人權),則所傳播的還可稱得上是「天主教」嗎?由(二)則引伸出另一問題:教會會否協助推動中國之政治改革,猶如當年之波蘭、巴西及韓國等?(在共產波蘭,教會的確與共產政權共存。但此乃因為教會在波蘭之勢力龐大,信仰深植社會與文化中,使波共不敢取締之。而政權殺害神職人員之事亦有發生,因此並非和平。)

有時必要關上大門

再談香港政改。湯樞機及教區呼籲各方交談,實屬正常,皆因現代教會(注意「現代」)多宣揚以溫和對話之方式化解衝突。但假若只是抽離現實地呼籲交談,其實意義不大。

舉例:假若你是校長,得知一班惡徒正持刀向學校走來,你會怎樣做?會邀請惡徒坐下誠意交談,大家有商有量?一般都會立即報警,然後疏散全體師生。若時間不夠,則會關上大閘,防止惡徒闖入。這例子要說明,交談不是絕對真理,有時候有必要關上大門,以策安全。

政治上要交談,或現實一點而言叫談判,首先要看各方之權力或實力是否對等。(當然真誠對話與談判其實不能等同,但在政治上,要交談大多只能是談判。)大家實力相當,談判始有效果。又舉一例:某政府與大財團聯手開發雨林,危害一批原住民之生存空間。假若原住民選擇單槍匹馬走去與政商集團談判,會有好結果嗎?原住民可以與保育團體連成一線,告知媒體把事件公之於眾,造成輿論壓力。此時的談判,方有意義。

坐牢後的南非民主鬥士曼德拉也主張交談與談判,但怎樣交談呢?白人政府因武力鎮壓黑人之抗爭而備受沉重國際壓力,要求釋放曼德拉之呼聲也日益高漲。一九八五年,總統波塔(P. W. Botha)決定釋放曼德拉,但條件是曼德拉要公開宣布放棄武力抗爭。曼德拉的回應是:「只有自由者方能談判。囚徒不能與他人立約。」(「Only free men can negotiate. Prisoners cannot enter into contracts.」)他拒絕有條件獲釋,但與政府之談判其實並無終止。一九九零年,曼德拉獲無條件釋放。曼德拉談判之基礎,包括個人道德感召、人民抗爭所造成之政治力量、國際輿論壓力及經濟制裁,以及新總統戴克拉克(F. W. de Klerk)較開明之作風。曼德拉並無妥協,並無「袋住先」(編按:先接受的意思)。其態度溫和,但立場堅定。而人民之抗爭運動亦無因交談、談判而停止。事實上,湯樞機所謂無法帶來公義之「對抗」,建立了曼德拉溫和談判之基礎。

教宗方濟各在從韓返梵的機上,謂希望薩爾瓦多前總主教羅梅洛(Oscar Romero)之宣福程序能夠加快。這位總主教在一名神父好友被殺害後,驚覺當時軍政府之暴虐,因而開始抨擊政權,成為「無聲者之聲」。總主教並無呼籲社會各界多點誠意交談,而是直接譴責政府之暴行。在一場彌撒講道中,總主教籲請軍警奉行天主「毋殺人」之誡律,停止殺害同胞。總主教謂:「人不應遵守不道德之法律。現在是時候了,你們當尋回自己的良知並服從之,而非服從罪惡之命令。教會……不會在此等惡行前保持沉默。……因主之名,我命令你們(軍政府):停止迫害。」(No one has to obey an immoral law. It is high time you recovered your consciences and obeyed your consciences rather than a sinful order. The Church … cannot remain silent before such an abomination … I order you in the name of God: stop the repression.)翌日,當總主教主持另一場彌撒時,一顆子彈貫穿了其胸膛,奪去了其性命。

認清誰強誰弱

交談從來不是絕對原則。現在香港之所謂的對抗(confrontation),或更準確而言是抗爭(struggle,contention),確有其道德基礎及實際需要。呼籲交談前,應該認清社會之權力結構,認清誰是處於弱勢、誰是欺壓者。中共及特區政府之權力,與香港公民社會之權力,明顯不對等。只是不斷呼籲各方交談,其實間接助長了強勢之一方,並不能達至公義。當政府欺壓人民太甚,教會有責任站在人民一方,如羅梅洛總主教般挺身抗爭,而非做中間人呼籲交談。還望湯樞機以及教區當局,能認清事實,放棄虛假之「穩定」、「和平」與「中立」,再為信徒提供適切之指引,好能推動香港之民主進程。

假若在中梵關係上,教會選擇放棄部分用以束腰之真理,在香港之政改難關中又丟下用以護胸之正義,則教會還剩下甚麼呢?教會還憑甚麼去「對抗這黑暗世界的霸主,對抗天界裡邪惡的鬼神」(弗6:12)呢?

__________

撰文:莫哲暐,香港一位年輕天主教徒。

【完】來源:《明報》。

以真理束腰,以正義護胸——論教宗方濟各與湯漢樞機所呼籲之「對話」與「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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