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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中梵協議若真的能達成,仍長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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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rch 2018

【評論】中梵協議若真的能達成,仍長路漫漫

最近幾個月,看盡「專家們」有關中梵傳聞將會達成監管中國教會「協議」的新聞和評論。

儘管沒有人知道「協議」的實際內容,因為現時未有任何文件可供參考;也沒有參與討論的人士出來作簡介。

也儘管那些最多人讀的評論,對中國現況掌握甚少,因為中國現況跟其整個歷史,包括過去那不愉快的一百八十年相比較,已不一樣。

新聞報道中的任何事件,若欠缺事件背景的描述,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對宗教事件的評論,若缺乏上文下理,評論就變得不明所以;也就是說,它的影響遠遠超出宗教的範圍。

也儘管在不同的觀察、預測和結論中,可悲地缺乏著歷史的視野。

熱衷於達成「協議」的人士,把他們的意願投射出來,希望和諧地恢復教會和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而在中國歷史上,這種和平共處真的只存在於鴉片戰爭和簽訂不平等條約後的時期,即從一八四零年代起至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和中共人民解放軍勝利止。

那些不期望或不想要有任何關係能和諧地恢復的悲觀者,亦有其投射。他們投射出來的是過去被共產黨摧殘而帶來的恐懼及哀痛,以及附以現今已過時、於一九八九年在歐洲結束的冷戰思維模式。

評論家們都採取了自由的態度,不是匆忙地說出他們對共產黨先入為主的假設,並將之應用到現在的中國事件上;就是完全自由地投入到肆無忌憚的樂觀主義中,這種樂觀主義同樣缺乏事實根據來論證。

讓我宣稱我的立場:我相信即使很多人盡了最大的努力,北京與梵蒂岡達成協議的可能性看似越來越少。這不是因為沒有嘗試,也不是因為中國天主教徒對彼此共融的興趣越來越少。

我認為看似越來越不可能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政府會後退。

為什麼?因為中國正在恢復帝制式政治和社交生活。

漢學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卒於二零一四年,是其中一位最著名又最富爭議性的毛澤東主義中國的評論家。他作為世界聞名的中國藝術及文學學者,也是首位透過揭示一九六六年至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的可怕,以破滅了很多人對毛澤東時代中國所存有的激情與幻想,特別是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左派人士。

李克曼雖然被中國及其在世界各地的附和者批評為只是一名反共份子,但他因其自身的論據獲得平反,並因來自曾在經歷這段可悲時間的中國公民的親身經歷,而使他超越了那些批評的聲音。

他對中國觀察員及評論員的建議,由他傳記作者菲利普.巴蓋(Philippe Paquet)於二零一六年總結為:「(在中國)對過去的了解是掌握現在最好的方法,尤其是在這個擁有著數千年連綿歷史的民族身上。」

不過,讓我們先來看看目前中國政治上發生甚麼事。尤其是在中國,過多針對中國基督宗教的普遍情況,以及天主教的特殊情況的評估,其信號弱點之一是,他們的命運被抽離於中國所有其他人的共同經歷來看待,特別是其他宗教信徒所擁有的經歷,像道教、伊斯蘭教和佛教更甚。

現實是,中國有著一個微控的極權政府,而每一跡象也顯示中國共產黨正在經歷經常性的搖擺,並步向極端主義。

但它永遠如此!今天及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以從蘇聯所學會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偽現代詞彙作美化。在十八世紀,清朝亦有著跟毛澤東推行的同樣制度,就是微控工作場作、村莊、城鎮甚至是家庭(同樣國民黨黨蔣介石亦有使用),他們都從佛拉迪米爾.列寧學來。

一八四二到一九四九年這時期之前,基督教徒與天主教徒都是透過跟中國領導人成為朋友,才得以進入中國,這些外來人帶些中國人沒有的東西進去。這是建基於互相尊重和交流,是一種平等的關係。這是與中國發展過的接觸之中最成功的策略。

在十六及十七世紀,傳教士訪華受到嚴密監督。而他們能夠進去中國,是通過耶穌會天文學家、哲學家和藝術家在朝廷中的幫忙,才能爭取進入中國的某些地區。

去年十月,習近平晉升為皇帝地位獲中共十九大的批准。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他成為無可爭議的至尊,並限制每一個人要遵循黨的路線。皇帝重回皇位,故現在任何對中國的假設,都好應該回到一百四十年前,從而看看未來會發生甚麼。

在教會和媒體中有太多人,把鴉片戰爭及不平等條約後的時期視為現在中國最接近的「正常狀態」。那時歐洲列強實行「炮艦外交」,外國人不間斷進入中國及其巿場。

當時基督徒傳教士拉著西方列強的衣角,設立傳教點、學校、大學、醫院和福利機構。他們做得這麼好,傳教士們問中國人為何反對。

但他們有否好好聆聽中國人說了些甚麼,以及感受他們的發展?沒有。

到毛澤東一九四九年聲稱勝利並宣布:「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意指在入侵者前站起來,中國人們對稱之為「百年羞辱」的根本不滿達至高峰。然後,毛澤東著手驅逐外國人和隨他們而來的傳教士。

一八四二到一九四九年是中國歷史上非典型時期,而那時期的不滿一直存留至今。忽視它是不符合現實的。

這將我們帶到中梵的討論上。從梵蒂岡的角度看,討論是為正規化天主教在中國的教會生活。這「協議」將在主教任命這不斷被討論的問題上進行。

但還有其他懸而未決的問題有待解決,包括中梵之間對中國教區有著不同的劃分;中國主教團以及另一由政府立成的機構,他們不明確的地位,而後者似乎在主教和其他行政議題上,都有著權威性。

任何「百花齊放」的時期在中國皆已結束。在人民偉大舵手毛澤東容許這樣的一個時期出現,並呼籲所有人都可對中國未來發表意後,他緊接著推動一場狠毒的反右運動以懲罰他的敵人。

自可悲的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死後,緊跟其後的是習近平。這模式再次展開。惟一希望的,是習近平對中國的衝擊不像毛澤東那樣災難性。

為這時期所有的基督徒來說,在中國前進的道路不會是透過協議和以談判來解決。而是回到帝制中國。

而十六及十七世紀的歷史為教會提供前進的方法:友誼、平等關係和互惠互利的接觸。

__________

撰文:耶穌會利偉豪(Michael Kelly)神父駐守泰國,為天亞社執行主任。

【完】來源:《十字架報國際版》,天亞社編譯。

Vatican-China deal is a very long way off… if it’s even done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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