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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梵蒂岡與中國之間缺乏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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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ebruary 2018

【評論】梵蒂岡與中國之間缺乏信賴

教宗方濟各將會前往中國嗎?這是一個令梵蒂岡外交人員煞費思量的問題。

如果教宗真的能成行,這將會是何等光景,可以在天主教歷史上開創先河;但是這樣的一個行程,卻耗費北京共產政權和教廷之間恍惚永無止境及非常秘密的談判。

這將會是羅馬教廷與新專制中國建立新關係的一個明確訊息。

儘管雙方的外交人員致力建立橋樑以達成此事,但是這還需要克服彼此的不信任;把兩個陣營中激烈的反對者推到一邊;以及治癒過往殘酷的歷史傷口。

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神父是一名耶穌會士及知名的漢學家和書畫家,他以筆名「笨篤(Bendu)」從事創作。長久以來,他都用手指為這種複雜的關係把脈。

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九年間,魏明德擔任台北利氏學社的主任。他現在是上海復旦大學神學系宗教科教授,並在該學徐光啟-利瑪竇文明對話研究中心擔任學術主任。

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我在探討教宗方濟各下梵蒂岡外交取向的一個研討會上,首次聽到魏明德的名字。這研討會是在巴黎政治大學的國際研究中心舉行。

當這位法籍神父最近返回法國,我趁機邀請他與三位同事在蒙魯日一間餐廳午膳。用膳期間,他向我們闡述中共對宗教團體實施的政策。

以下是他講話的摘要:

教宗方濟各想達成協議

有關教廷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談判,在三年前稍為有一點恢復起來。

教宗已經表明,他想跟中國達成一份協議。他也想有一天能到中國訪問。因此,國務院一直朝著這個方向工作。

在北京,情況更為複雜。外交部最可能支持達成協議,但是統戰部這個負責監督民間社會包括宗教事務各部門的機構,看來拖慢了進度。在中共黨內,內部發展未必朝著這個方向邁進。

重要的議題繫於雙方共同接受任命主教的方式上。大部分的技術問題已經解決,大家可以想像:當揀選一名主教時,北京會向教廷提出一個經過充分揀選的候選人名字,讓教廷不會有異議。他會是一名獲得同袍信任的神父,有堅定的信仰,沒有隱藏的家庭,也沒與中共有任何聯繫。

不過,最近的討論似乎沒取得成功。為何沒有?因為彼此缺乏信任。當梵蒂岡反應一旦協議簽署後,不排除一個可能性:中共要求神職人員以一種象徵方式向政府俯首稱臣。自去年秋天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來,中共採取的方向應該會讓人產生這種警戒心理。

「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

十九大確認恢復公民信仰的決心,而宗教要作出承諾,忠於這種信仰。為習近平來說,黨國的生存不能沒有共同信仰。他於二零一七年十月的演說中曾經作出總結:「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事實上,中國應該是它本身所尊崇的對象。而宗教應該伸出援手,至少部分成為接力者轉播這種新公民宗教。

因此,儘管技術而言,主教委任問題差不多獲解決,但是彼此之間的信任仍需要建立,並獲保證。政治方面,機會之門已經為教宗打開。在文化範疇上的努力,可助建立信任關係,譬如定於今年春天分別在梵蒂岡及北京舉行的雙連展。

中國政府正在尋求與民眾締結新的社會契約;這契約是建基於獲得中共批准的共同信念基礎上。就這思想,到盧梭,是一種公民宗教、精神上的結盟;既不可缺少,大有可能出現。

在中國早已出現至高的個人崇拜。(首先是)馬克思和列寧主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今天呢?例如學校的升旗禮,再度有嚴格要求;視像宣傳再被利用為誇讚中共的工具,例如:「社會主義的十六項核心價值」。我們已經從「集體領導」的觀念,轉而到聚光燈下的習近平身上。

人們會發覺到,有一種渴望想結束鄧小平時代;這時代的特點是國家發展的一項條件,是要不斷向世界開放,並是由黨國分離所主導。但今天,為加強這個體制,黨國聯繫變得更為緊密。而大多數的民眾認為,這些原則是正常的,甚至是可取的。

邁向絕對的社會操控

中國正透過新科技逐步達致絶對的社會控制,中國人民也熱衷採用類似的科技。不久,將可追蹤到國民一整天的活動:他們以何種方法使用社交網絡,他們銀行信貸的情況等等。矛盾的是精英階層不希望他們的孩子在這種環境中成長,故此,即使財產轉移到國外較以往困難得多,但他們仍不斷把財產轉到國外。

另一可行方案是:受控制情況下的開放。中共的智庫已設想過各種政治選擇。民主在華人世界是可以達到的,像台灣所顯示的情況一樣。不過,這不是中國政府所要作出的選擇。

習近平追求這強大的國度,當然會想標榜其在這地區內的霸主地位。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充滿著信心,是遠遠超過對自己的。他們希望得到世界領袖的認可,而不一定想要主宰這世界。他們害怕走得太遠,因為他們意識到,當你走得太高的時候,你有可能會從高處摔下來。同時,盼望有天以武力發揮國力的夢想,一直懸空著而沒清楚表示出來,政府還是務實點好。

宗教獲相當重視

在民眾之間,「宗教」不管以何種形式存在,都獲相當的重視。在極端理性主義體系中,宗教被視為給予人力量及自尊。儒家思想不獲大多數人視為一種宗教,而是價值觀的根源。伊斯蘭教是為例外:網上進行的辯論中,伊斯蘭教較受到廣泛的排斥。

基督宗教中,新教可謂乘風航行,有著迅速的發展。新教徒數目較天主教徒多出約五至六倍,當中只有兩到三成是獲官方認可的新教教會所監督。

這是一種中國人之間通過互相聯繫達致口傳皈依的現象,顯示民眾渴望在界限分明的社會環境內找到一點人性的溫暖。服務通常在「朋友間」的私人場所進行,但中共不喜歡這種現象。只要信友沒秘密行動,中共不會對信友存著不安感。然而,中國人卻經常追求這種秘密活動,是由於對黨國存在不信任,他們想盡可能避免與它有半點關係,並盡可能對它少一些妥協。

雖然中國天主教徒數目較少,但紮根在一段悠久的歷史上。在山西省的一個農村地區,就一直恭敬著「痛苦之母」。當地首名教友是在十七世紀由一名耶穌會士幫忙受洗;其後一些天主教徒帶領其他人皈依;跟著意大利傳教士來到,與本土神職人士偶有出現緊張關係;繼而義和團叛亂期間,天主教徒遭屠殺;跟著是文化大革命,很多信徒被監禁,甚至遭殺害。

當地教友團體擁有著這些所有的回憶,並從奉獻中表達出來。而在聖誔節頌唱聖詩《無數天使空際臨》的教友,會保證歌頌的是百分之一百的中國人。正是在這一環境下,地下教會與官方認可的教會能平行存在,即使彼此有越來越多重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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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若望-基多福.普洛坎(Jean-Christophe Ploquin)。

【完】來源:《十字架報國際版》,天亞社編譯。

There’s a lack of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Vat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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