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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喪葬祭祀中的紙錢——禮儀之爭有關的議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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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eptember 2017

【評論】喪葬祭祀中的紙錢——禮儀之爭有關的議題(下)

資料圖片。

天亞社編按:作者認為後世議論者在祭祖議題的探討過程中,往往暴露出了一個通病,即通過引用「四書五經」,將祭祖與孝道聯合,卻不解釋祭祖的具體事項和宗教/精神訴求,故以本文通過大量歷史及古代文學引證和論述探討。本文長達三萬餘字,分三部份刊登。〕

 

七、民間信仰中的紙錢

中國民間在儒文化的作用下,一直遵循著宗法制度,即君臣父子夫婦的三綱倫理。在孝敬父母的倫理中,突出表現為孔子所說的「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既然是遵循孝道,為什麽要在喪葬和祭祖中使用「紙錢」呢?從歷史得知,如第六部分論述,是與火襖教、佛道二教、巫覡集團有著密切聯繫。從考古得知,西漢發明圓形方孔貨幣後,歷代皆有仿制,紙錢便以這種形制為模本制造出的。魏晉之後,紙錢的流行必定受到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引導,而紙錢的另一名稱「冥財」,似乎揭示了這一事物的宗教意義。冥財即陰間所用錢鈔,象徵著錢貨交易。所以,紙錢的使用就是人間生活的翻版,也是宗教信仰的表現。

用火焚燒紙錢,以送達冥界親朋先祖,已經折射出我國古代宗教的信仰元素:一、人死為鬼的有神論思想,而非「人死如燈滅」的無神論,只有這樣冥界鬼靈才能使用,二、反映出地上與地下、陰間與陽間、今生與來世的兩世說。

 

1.秦漢民間信仰精義

紙錢出現的魏晉時期,喪葬祭祀禮儀必然承托著前人的行為與思想模式,即人類文化有其形成與發展過程。我們以蒲慕州先生的《追求一己之福:中國古代的信仰世界》為理論前提,從民間信仰角度,對喪葬與祭祀用紙作出進一步解讀。

蒲慕州的《追求一己之福》是一部專論漢代民間信仰的作品。由於每一時代的信仰實踐,類似人文傳統,具有承襲性,作者用三章篇幅充分介紹了殷周時期的宗教信仰,用以作為理論上的鋪墊,讓讀者識別民間信仰的發展軌迹。所謂「民間信仰」,作者在序言及第一章中說,並非只有民間奉行,有時上層人士也會接受,即使官方宗教也不乏民間宗教要素,比如:在崇拜對象上互有重疊,在宇宙觀、道德觀上,官方與民間也基本相同。作者的研究結論是,「官方宗教的目的偏重國家社會的福祉,民間信仰則主要在求一己之福」。 正是作者的這種發現,已經完全符合我國古代民間喪葬與祭祀禮中,焚燒紙錢的宗教訴求。在這本書的結論部分,作者將漢代民間宗教的特徵歸結為四點,對我們理解魏晉以來喪葬及祭祀用紙的宗教性質,提供了認知線索。這四點特徵是:人外力量的性質、感應式的宇宙觀、死亡與死後世界、人的神化。

(1)人外力量的性質。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的各類祭祀,一般人不會關注神明或魂靈的起源問題,每個人對神明或魂靈性質的認知,也不一定完全相同。不過從人的認知方式看,都會將神明或魂靈擬人化,以人的做事方式去理解神明或魂靈的行為模式,所以神明或魂靈都有其獨特個性。祭祀者就是根據其獨特個性,提出相應的福善訴求。在倫理與道德層面上,古人相信「人外力量」可以施放善意,也可以制造惡意,能夠制造傷害,也能夠主持公道。人外力量的賜福和降禍,是與人的祈求和法術有關的,較少牽涉到人的道德作為。一方面,信奉者與祭祀者,對神明或魂靈之力量的祈求,單看能不能帶來福佑、而非災禍,另一方面,古人相信外力勝過人力,渴望假借外力為己所用。

(2)感應式的宇宙觀。古人相信宇宙和自然是機械性的,而非人性化的。自然系統與人的命運相連,並能作為人的生命及日常活動的參照。即便如此,人們依然能夠對宇宙秩序的運行發揮些許影響,甚至徹底轉變。這在秦漢時期流行的巫信仰中已經表達出來,例如,董仲舒那種帶有民間巫術因素的「天人感應」理論,就是以巫術去影響自然體系。另外,人也可以選擇一套有利的行為模式,通過向神靈獻祭、驅除惡鬼,預測上天的旨意,最終達到消災避難、改變命運的目的。

(3)死亡與死後世界。古人在兩世信仰的引導下,已經相信來生與此世的生活基本相同,會面對同樣的政治、經濟、日常生活等事務。為庶民而言,則是怎樣在地下生活中應付或逃避賦稅、勞役、罪遣等問題。人們普遍相信,死後世界的面貌是「以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結構為模式」建立起來的,並且堅持,死者的世界也有統治階級,例如黃神、泰山府君,還有一批地下官員,管理著死者魂靈。

(4)人的神化。這種觀念主要是繼承於殷商統治階級的信仰要素。在商代,王室的先王先公「在帝左右」,他們如同上帝一樣,向生人發號施令、賜福降災。在民間信仰中,有人在活時成神的事情比比皆是,例如東漢時期的張奂(104-181),一些去世之人也能對活人發揮神力,例如杜伯射殺宣王。正如神靈有善有惡、世人有善有惡,被神化的人也分善惡。這種把人神化的信仰,未必全由皇帝促成,而是來源於民間信仰的推動。

作者從以上四點總結全書,概括出了民間宗教的信仰特徵。漢晉以後的佛教、道教之所以能夠興盛發展,是與這類具有這種「宗教心態」的民眾有關。古代民眾才是這兩種制度化宗教,得以紮根生長的土壤。蒲先生說:「佛教和道教的發展不只是由於其教義的能夠吸引徒眾,也與在佛道興起之前就已存在,並且在佛道均已發展之後,仍然存在的基本宗教心態有很大的關係。」

 

2.喪葬與祭祀用紙的宗教信念

從以上簡要敘述,可以初步確定,古代的民間信仰是主導宮廷與民間祭祀活動的精神要素。至於喪葬與祭祀活動中,以紙錢作為祭祀用具,則透露出信仰因素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支配地位。

 

(1)隨葬用紙的兩世信仰

古代民間宗教的基本特徵,是相信地上與地下的兩世說,即蒲慕州教授的「死亡與死後世界」。魏晉以下,佛教已經深入民間,佛教的「地獄說」已被民眾普遍接受。地獄之說歸於佛教的貢獻,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兩世說,早已是殷人的信仰內容,當時表達為「帝廷」。位置似乎在上,而不是在下,《禮記•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古人區分魂和魄的同時,表現出了天界與地界的信仰。

《左傳•隱公元年》(前722年)鄭莊公所說的「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有學者,如余英時認為,是中國最早提及死後世界的文字,除此之外,還有「幽都」、「下地」、「水府」、「九泉」、「蒿里」等詞。這些名詞及其反映出的說話者的思想,都為我們證明佛教入華之前,古人早已相信死後世界的存在。即便佛教中有「十殿閻王」,古人更有「九層地下」的說法。

由喪葬及祭祀燒紙反映出的信念,是古人對下地親人的「慎終追遠」。縱然我們無法兩眼相見,但憑信仰得知,他們在下地仍舊活著,如生者一般衣食住行。從考古學可知,上自帝王「陵寢」,下到庶民「墳茔」,都是為親人打造的地下生活的宮殿/住宅。安葬亡者時,隨葬的生活物品,則是有意保障親人在下地生活的衣食無憂。從紙錢反映出的古人兩界信仰,還可從本文第三部分第二至三題、第五部分第二至三題獲得印證。

 

(2)為地下親人送去冥財

南宋儒家官員趙彥衛說:「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之以紙為之,謂之冥器,錢曰冥財。」 親人既然在下地生活,且要面對日常開支,活人為他們送去以火焚燒的「冥財」,便是對親人當盡的「不死其親」的孝道。紙錢的使用,主要表現為三種方式:一是隨葬,我們在第三部分第二題的考古資料中已經證實;二是焚燒,我們在第四部分歷代筆記小說與第五部分第二至三題的皇室、儒官及士庶祭祀中已經說明;三是抛撒掛,從曆代詩文、筆記、小說中都可得到證實,《宋史.寇准傳》稱:「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清人汪汲葵撰《事物原會》稱:「近俗出殯,扛柩而行,令人前道,散擲紙錢,名曰『買路錢』,謂即高柴買道之遺意。」「買路錢」,在本文第二部分中已經說明。我們在此僅對前兩種方式,略作申論。

其一,魏晉以來,從皇室到庶民,歷朝都有在死者棺椁之內隨葬紙錢的案例。只因易於損壞腐爛,存留至今的十分罕見。除本文第三部分第二題舉出的實例外,利瑪竇在華時的神宗朱翊鈞(1563-1620)年間,皇室曾履行此種瘗埋紙錢的傳統。考古學者從定陵孝靖皇太後王氏的棺椁底部,發掘出大量黃紙錢,皆為圓形方孔形制(見圖版337), 而以工匠身份進出宮廷的歐洲傳教士,對於萬曆四十年(1612年)的皇後殯葬大典,由於身價卑微,肯定不許親見,也不會清楚皇室會有如此迷信的隨葬物品。另據清朝《禮志》規定,皇子內室殡葬,紙制冥財也有嚴格限制:

皇子福晉喪,定制,親王世子、多羅郡王下及奉恩將軍、固倫公主、和碩福晉下及固山格格、奉恩將軍妻鹹會集。朝供饌筵,午果筵。初祭引幡一,楮幣十二萬,饌筵二十五,羊十五,酒七尊,讀文致祭。繹則陳楮幣三千,饌筵十二,羊、酒各七。

其二,焚燒冥幣的喪葬及祭祀禮儀,在民間社會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宗教行為。皇室作為每一朝代統治集團的核心,生活的奢華也展現在喪葬祭祀中。「祝帛」「金錁銀錁」的使用,是與牲牢、籩豆、脯醢、香燭等祭品並列的,皆為「祭之以禮」的祭品,其中蘊含了祖宗魂靈有知、收納享用的深厚信仰。從漢代至民國,無論官宦庶民,在春節、清明(寒食)、中元、十月初一等祭祀亡靈之日焚燒各類紙錢,即是有規律地為地下親人遞送所需生活費用,以免除經濟上的拮據。

 

(3)為生人消災解難

作為冥資的紙錢,不但為已亡親人及祖先送去隨意支配的財物,表達孝子賢孫的孝意。紙錢還有為生者消災解難的作用,這類紙錢主要不是燒給祖先,而是送給孤魂野鬼或厲鬼的。「野鬼」並非野地居住之意,而是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無後境況中,不能獲享子孫定期的祭祀照料;「厲鬼」是指不能獲得祭祀照料的鬼魂出來作祟,擾亂生者的生活與住處,這是以行為為其命名。皇室與民間出殯隊伍中,由專人負責的抛撒紙錢,如本文第二部分第一題所言,就是用以打發這類「野鬼」攔路作亂的。除燒紙祭祀野鬼外,歷代皇帝的祭天大禮、地方官員的山川祭祀、庶民的家庭田地祭祀,也蘊含著這種消災祈福的宗教因素。

南宋洪邁撰《夷堅志》,記載黃十翁到冥間一遊。南宋紹興二十七年,黃十翁病重而亡,在冥間看到惡人受刑光景。但因平生做事,並無重大過失,得以回復陽間。陰間總官司王珣,囑托臨行前的黃十翁:「可造衣服一襲,多誦經文,化錢萬七千貫,具疏奏城隍司,以達我要贖餘過。」「化錢萬七千貫」即是消災解難的酬勞。說明古人相信,紙錢有助活人平安。

消災解難的心理,若付諸行動,則是對「人外力量」或「神化之人」的送禮/賄賂。本文第四部分所引唐臨《冥報記》,李山龍向曾經勞力捕捉他的繩主、棒主、袋主繳納勞務費用,便是酬勞,所得答覆:「蒙君不失信,重相贈遺。媿荷。」繳交財物的意味,十分明顯。《安徽.壽春歲時紀》記錄當地清明風俗,曰:「清明日,家家門插新柳,俗意謂可祛疫鬼。掛錢於墓樹,謂之贐野鬼。」所謂「贐野鬼」,是向孤魂野鬼饋贈財物,以避免它們禍害生人。上引汪汲葵《事物原會》:「近俗出殯,扛柩而行,令人前道,散擲紙錢,名曰買路錢。謂即高柴買道之遺意。」這是古人相信,孤魂野鬼常在喪葬之日,跟隨出殯葬隊伍搗亂,不得不採取消災解難的方法。

 

(4)祈求福佑

消災解難的積極面,是向「人外力量」或「神化之人」祈求福佑,在宗教行為上,表現為儀式、祭品、禱詞。「人外力量」可以是帝天、社稷、風伯、雨師、山嶽、河海,蠶神、壽星等。「神化之人」包括僅次於上帝的開朝皇帝,尤其包括太祖、太宗。這為儒教,是合乎常理的,即「祖宗配天」的信仰。 正如孔子所言:「昔者周公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祖宗配天」是歷朝皇帝們的特權,從殷商人的來世信仰沿襲而來,與官員、富商、士庶無緣。殷代有先王先公「賓於帝」的說法,《詩經.大雅》記載周人相信「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北宋時期,仁宗以太祖、太宗以及宋真宗三個神位配享上帝。英宗繼位後,又以養父仁宗配享上帝,列在明堂之內,依時享祭。宋太祖趙匡胤的父親被提升為宣祖,作為「配享神靈」,在皇帝秋季的祭祖典禮中,被列在第一位,謹慎敬奉。

「神化之人」,主要以皇帝加封為准,且歷代皆有增刪,除開朝國君外,有武將勇士、文官賢儒。明朝萬曆年間,關羽被奉為「三界伏魔大帝」、韓昌黎在清代被供奉為土地神,歷代皇朝將孔丘祭祀為國家公神。正所謂「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眾人死曰物」,便是對「神化之人」的宗教寫照。

古代宗教祭祀,是以所求之福佑,對應所求之神明。皇家為求生子育女,皇後及嬪妃准許應時參與祭祀高禖神,受佛教影響的民間,則求助送子觀音。祈求上天降雨,是歷朝最重要的祭祀儀式,對象是雷師、雨師,皇上可以親自執行,也可遣發官吏代為祈禱。先皇先帝作為祭祀對象,也是福佑來源,因為先皇先帝是僅次於帝天的神靈,《宋史.禮志》有數處記錄此類宗教祭祀活動。

南宋理宗紹定四年(1231年)九月,京城失火,蔓延太廟。為恢復祭祀制度,太常少卿度正,上奏:「昭穆既分,尊卑以定。其說合于古而宜於今,盡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於此,而垂祐於無窮也。」「垂祐於無窮」,說明祖先具備恩佑子孫的神力。宋仁宗時,根據《周禮》設置一種「酺神祭祀」,即「人物災害之神」,不僅自己,也命各州縣官員祭祀,據宋朝《禮志》記載,祭文內容有「蝗蝝薦生,害於嘉穀,惟神降祐,應時消殄。請以清酒、制幣嘉薦,昭告於神,尚享。」 「惟神降祐」,說明神明能沛降恩寵、惠及生民。

至於官府祭祀用紙,我們在前面所引唐書《王璵傳》時已經說明。本文第四部分所引唐末李複言《續玄怪錄》載,嶽州刺史李俊在興元年間,屢次不能中第,於貞元年間,饋贈冥吏「陰錢三萬貫」,即是說明古人為生活所需,求助「人外力量」的福佑。舊天津一帶,有在臘月焚燒「平安紙」風俗。大禮之日,家主備好酒饌、香燭、紙錠、爆竹之類,富裕之家亦宰殺豬羊。在院中供祭,焚紙鳴炮,一家大小齊叩首。目的是祈求天地,福佑全家如意平安。

從以上四點,我們已經簡略總結出古代祭祀活動的宗教信仰特徵。這為理解中國喪葬及祭祀中紙錢的性質十分有益,並為辨明清季「禮儀之爭」的祭祖議題,提供了宗教性質的論證。結合本文第六部分,從紙錢的起源上,筆者更願將喪葬及祭祀用紙,歸為中國本土的民間宗教,而非佛道二教。但因各種教門在古代中國互有影響,喪葬及祭祀用紙,也非單純的民間宗教行為。更准確的說,祭祀燒紙是一種多種宗教影響下的産物。

 

八、結論

本文從歷史演變、筆記史料、宮廷官員和儒家學者的意見、紙錢與宗教關係以及民間信仰中的紙錢等五個方面,詳細介紹了喪葬祭祀禮中的紙錢。實際上,這一主題所涉及的種種問題,在民俗學者與考古學者的作品中,已經全部解決,如從隨葬真幣到焚燒紙幣的轉變,紙錢在喪葬和祭祖禮中的宗教意義等等。但對於天主教的研究者而言,閉塞於僅是閱讀教內書籍,或是因循於前代學人的錯誤見解,還沒有對喪葬和祭祖中的必備用具——紙錢,加以關注,更沒有人在「禮儀之爭」或祭祖的議題下,研究討論。至論喪葬祭祀禮的其他附帶議題,諸如牌位的生殖崇拜,鬼節的起源及宗教性質等,為重新評估祭祖非宗教性質、非迷信行為、不求福佑的論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

近現代基督徒,從中華孝道立場,對祭祖禮儀做出了「祭之以禮」、「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解讀,並無不妥之處。歷朝歷代這種為了實踐孝道而去祭祀祖先的行為本身,也不能否定祭禮的宗教性質。本文從歷代筆記小說、儒家學者論爭、民間信仰元素等方面,足以證實祭祖帶有濃厚的宗教性質、迷信色彩,更能補充僅從孝道立場看待「禮儀之爭」中「祭祖」議題的不足。

當前的天主教會中,許多「祭祖」議論者,在著述說教上,已經陷入以訛傳訛、相互合法化的局面。這些人只是周旋在滿清耶稣會的見解中,毫不費力地照搬「四書五經」,形成了思想上難以剔除的痼弊。這些「禮儀之爭」中耶稣會一方意見的繼承者、維護者,不去查考民俗學者、考古學者的研究成果,不以客觀的歷史依據為立論點,僅憑主觀上的某種立場/主義為導向議論說教,不過是癡人說夢、自我欺騙而已。這就需要當代研究者,盡力扭轉滿清以降的錯路理論方向,恢復基督徒對傳統社會中喪葬禮、祭祀禮的客觀認知。

__________

撰文:閔興業,意大利宗座傳信大學神學碩士。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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