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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喪葬祭祀中的紙錢——禮儀之爭有關的議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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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 2017. 09.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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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陽明山耶穌聖體堂。

天亞社編按:作者認為後世議論者在祭祖議題的探討過程中,往往暴露出了一個通病,即通過引用「四書五經」,將祭祖與孝道聯合,卻不解釋祭祖的具體事項和宗教/精神訴求,故以本文通過大量歷史及古代文學引證和論述探討。本文長達三萬餘字,將分三部份刊登。〕

 

五、支持或是反對

焚燒紙錢的喪葬習俗,經過了從魏晉到滿清約八百年的流傳史,影響所及包括皇室、官員、庶民。期間,不同身份之人對待紙錢的態度,也是不同的。若從接納的人群上看,紙錢還存在著一個從民間行為被納入到國家《禮志》的過程。在這一部分,我們分三點說明紙錢的接納狀況。

 

1.儒家官員與學者對紙錢的拒斥

歷代學者在提及喪葬祭祀中的紙錢時,多持有拒斥態度。這主要是因為在古代官員與儒家學者眼中,燒紙與佛教、道教、火襖教以及巫觋等宗教行為有關,而與儒教禮儀不合。較早提出反對意見的,是北宋樞密副使、曾擔任副宰相職務的歐陽修(1007-1072)。歐陽修不僅在自己所寫的《新唐書》中,對紙錢的使用略表微詞外,也在另一部作品《新五代史》中,當敘述完五代帝王的出身及重大政治事件後,借機公開發表了批評言論。尤其後晉皇帝石重貴(914-974),歐陽修指其昏庸無能,且不懂輩分,把嬸娘納為內室,寒食祭祖時,擾亂世代相襲的禮制,焚燒紙錢,制造迷信。歐陽修的反對意見,後來得到南宋禮部尚書王應麟(1223-1296)的確認,稱「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祭而焚紙錢。」

與歐陽修身處同一時代,年紀稍小,並擔任過龍圖閣學士的司馬光(1019-1086)在《資治通鑒》中,批評唐朝皇帝李隆基「好祀神鬼」的同時,點名批評了祠祭使王璵,指其焚燒紙錢。相似漢以前的巫觋:

 

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幹時。上悅之,以為侍禦史,領祠祭使。璵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觋。習禮者羞之。

 

司馬光在另一處,又說:

《詩》雲: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故古有含襚贈赙之禮,珠玉曰含,衣衾曰襚,車馬曰賵,貨財曰賻。皆所以矜恤喪家,助其斂葬也。今人皆送紙錢贈作。諸為物焚為灰燼,何益喪家?不若復賻赙禭之禮。

 

司馬光反對的理由非常充分,王璵在祭祀禮儀中採用紙錢的做法,即是從前代流傳下來的巫術。這種燒紙及使用其他紙制冥器的作法,對喪家沒有任何益處,還不如贈送一些財物,幫助喪家順利辦完喪事,避免因手頭拮據在人前造成難堪。

南宋學者戴埴在《鼠璞》中沿襲了司馬光的反對立場,指出當時儒家普遍把燒紙看作佛教行為,懂得古代禮制的人,一般都會在喪葬禮上拒絕使用。他說: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來皆有瘗錢,後俚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為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

 

另一位南宋學者趙灌園在《就日錄》中記載,皇族中有人在宋徽宗的家廟中焚紙祭祀,被人議論為以流俗方式向祖先祈求福佑,帶有哄騙祖宗的嫌疑。他說:

 

徽廟朝,高峰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依據,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俚之所傳耳。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欺鬼神可也。

 

在這段文字後面,趙氏還引用李珂在《松窗百記》中的話,指明焚燒那些紙錢、紙車馬的行為,是「以妄塞妄」之舉,純是糊弄鬼神。

以上兩位:戴埴和趙灌園,一是南宋時期官員,一是儒家學者,對古代禮制是通曉的。唐宋以來,所有通曉古代禮制的官宦士庶,無不視紙錢為西方泊來物品,並非儒家禮教所用。除以上兩位學者,同為南宋時期的學者袁褧,在《楓窗小牘》中也記錄了一則皇家使用紙錢的案例。南宋孝宗皇帝趙眘(1127-1194),在自己養父高宗趙構(1107—1187)的皇陵上焚紙祭奠時,遭到了朝內谏官的反對,建議他不要如此行事,然而身為一國之君的趙眘並不採信建言。

孝宗趙眘在位時,正是南宋儒子朱熹(1130-1200)講學的活躍時期。朱熹因注解《四書》並對儒家義理多有建樹,從而聞名於世。後世無論皇室衙門,還是私塾經堂,皆視其文字為儒學正傳,其著作更在科舉考試中,列為必讀典籍和出題內容,其思想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朱子在述及自己的祭祖禮時,不僅對民間正在流行的燒紙習俗加以拒絕,還對其正當來源提出了疑問:

 

先生每祭不燒紙,亦不曾用帛。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桌椅,嚴辦。次日侵晨,已行事畢。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瘗幣。人家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

 

他在別處,又說:

 

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惑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範傳正言,唯顔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

 

朱熹在家祭中,一方面對焚燒紙錢的起源提出質疑,另一方面舉出唐代儒家官員顔真卿、張籍等人在祭祀中從不用紙錢,從而說明自己的祭祀方式正在遵守歷來的儒學古禮。

不僅兩宋儒家官員與學者對喪葬禮儀中的紙錢,多有批評之詞,元代學者也延續了這種反對立場。孔齊,字行素,號靜齋,山東曲阜人,孔丘後人。他在《至正直記》中,藉引用他人的批評言論,把唐以後民間喪葬祭祀用紙的傳統,視為佛道二教愚弄百姓的手段,並指責那些焚燒紙錢的儒家士大夫,無異於欺騙列祖列宗。孔齊在書中坦言,自己的祖輩也有燒紙行為,但從自己開始,每逢時節舉家祭祖,都會把紙錢、紙馬一並排除,完全依照朱子家禮執行。非但如此,他在褒揚唐代名臣顔真卿不用紙錢時,還對其沒有著書立說、啓迪愚民提出了非議,而自己通過寫就《楮錢說》,表達了維護傳統禮教的決心。

從以上所述,不難發現宋元兩代許多官員、儒生,或是將燒紙視作巫觋行為,或是理解為佛教祭祀用具,都主張與古代儒教禮制不符,並拒絕採用。不過,我們若是對照同時代其他人的態度作為,這只能代表他們個人的意見,並不影響作為統治階級的皇帝們採納使用。

 

2.皇室及儒家學者對紙錢的接納

以上提及的官員與學者,只能代表個人立場。若是查考史書,事實證明,另一些官員與學者,卻是對紙錢十分熱衷的,甚至有在民間推行的強烈意願。對於儒家內部,這種在同一問題上的不同態度,本是正常現象。還有一項事實,有的儒家官員與學者,儘管明知紙錢與傳統禮儀不符,在以文字批判的同時,暗地裡也在焚燒祭祖,歐陽修便是這種兩面派的代表人物。顧春軍教授形容他為「一方面反對佛教,但又自號以佛教徒自居——『六一居士』」,應該最能說明他在使用紙錢上的矛盾作為。

前面已經說過,歐陽修對紙錢持有強烈的反對意見。然而,從他寄出的書信中,我們發現在遇到寒食節時,他也曾囑托弟弟,在祖輩墳地上,代為燒紙祭祀:「今因寒食,遣人力去上墳,望與至少卿墳頭一轉。為地遠,只附錢去,與買香、紙、酒等燒奠。」從儒學官員歐陽修這種言行不一的做法,已經充分反映出古人普遍對死後世界的信仰與對祖先他世生活的擔憂。無論皇室官員,還是下層士庶,孔孟禮教只是學子們攀爬仕途的階梯和著書立說裝點門面的工具,在倫理上並不具備拘束人的實際效力。

上引唐人封演所言「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已揭示出燒紙在唐代的盛行,又如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記載:「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罹,潛常於四時爇紙錢以奉之。」 則是唐代官員王潛,毫不顧及禮教傳統,按時為亡者焚燒祭奠。這都證明禮教內的官員學者,已完全接納焚化紙錢在喪葬祭祀禮中的正當性。

至於皇室用紙,唐代以後已經普遍。北宋陶穀《清異錄》記載,後周世宗柴榮(921-959)安葬之時「百司設祭於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盞口,余令雕印字文,文之黃曰泉台上寶,白曰冥遊亞寶。」另據歐陽修對當時焚燒紙冥器的批評言論,我們也能獲知,唐滅亡後的五代十國(907-960),從王侯至庶民,紙錢受到了熱烈歡迎:

 

五代,幹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

 

歐陽修在這段文字中,將寒食祭祖用紙,解讀為禮樂崩壞的現象。我們認為,歐陽氏不過是大口空話,假道士的言論罷了。因為佛教與民間宗教的冥界信仰已經深入人心,為祖先贈送冥資,即是兒女應盡的孝意,何談禮樂崩壞呢!

除一國之君,紙錢在喪葬及祭祀禮儀中的採用,更得到了儒家弟子的歡迎。北宋邵雍(1011-1077年)在孔孟儒學的解讀上頗有創見,與同代的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並稱「北宋五子」。在祭祖禮儀中,邵雍從來不避人嫌,公開使用紙錢,並認為「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因其在儒家禮教中聲名顯赫,效尤之人包括了後世帝王。作為皇室的官方行為,南宋孝宗趙昚就把邵雍的言論視為自己行為合法化的依據。他說:

 

思陵(宋高宗墓)神輿就祖道祭,陳設窮極工巧,百官奠哭。紙錢差小,官家(宋孝宗)不喜。諌官以為俗用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者,恐非聖主所宜以奉賓天也。今上抵於地曰:「邵堯夫何如人,而祭先亦用紙錢,豈生人處世如汝,能日不用一錢否乎?」

 

雖有儒家諌官告知孝宗趙眘此事不對,但因皇帝執意要行,並以邵雍為效尤榜樣,諫官迫於政治勢力和禮教權威的雙重壓力,自然不會強行阻攔。邵雍祭祀用紙,說明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儒家傳人必定都是禮教的護衛者。即便儒學弟子中,有人相信佛教的因果報應之說,並著述傳布此類宗教思想,也非稀奇之事。至論儒家弟子中有人參加與春秋諸子極端對立的巫覡集團的迷信行為,更是層出不窮。據蒲慕州研究發現,漢代的賈誼、董仲舒、崔寔、張奂等,都是純粹儒學出身,並有官職在身,卻與作為民間宗教的巫術有染,其中對漢代儒學成就最大的董仲舒,為官府制定的祈雨之法,也被學者們視為民間巫術的反映。朱熹無論生時還是死後,都是儒教學子的模範,卻也相信鬼魂附體的奇談怪論,也不值得基督徒學人為他洗脫辯解。

類似以臣子身份對國君的勸誡之禮,也發生在劉秉忠與元世祖孛兒只斤•忽必烈(1215-1294)之間。基督徒學人若是通曉中國的專制制度史,自然清楚,在君為大、君為重的古代政治社會,皇帝一般可以任意而行,不受儒家禮法約束,元武宗孛兒只斤•海山(1281-1311)在位之時,曾在祭祖禮中焚燒紙錢,後又自動放棄,便是一例。

歷史已經證明,孔子所謂「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曾子所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儒家訓誨,總歸是一種被歷代傳述歌頌的教條,若是與焚燒冥幣結合一起,反而更能形象地傳遞出孝子賢孫敬祖之意。況且禮教經典,比如《詩經》,很多內容導源於殷周時期的巫文化、鬼文化。演進過程中,只是把那些不雅的內容逐漸剔除而已,並沒有定下不可更改的原則。

當然,較早記述從皇帝至庶人普遍使用紙錢的文字,非唐人封演莫屬。封演在《封氏聞見記》中,為我們展現出唐代官方在喪葬禮儀中接納紙錢的歷史記錄:

今代送葬為鑿紙錢,積錢為山,盛加雕飾,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後代既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瘗錢」是也。率易從簡,更用紙錢。紙乃後漢蔡倫所造,其紙錢魏、晉以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於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取其象似,亦猶塗車芻靈之類。古埋帛;今紙錢則皆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為也。

「今自王公逮於匹庶,通行之矣」,不僅說明紙錢在唐代的普及,更證實了官家對紙錢的熱衷態度,顯然早於宋孝宗趙昚的使用。封演所寫文字是否屬實,我們也可從唐代詩人那裡要求得佐證,王建(768-835)《寒食行》有:「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白居易(772-846)《寒食野望吟》有:「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壘壘春草綠。」二位作者描寫的,是民間於寒食節在野外祭祀祖先的場景。後晉劉昫的《舊唐書》與北宋學者宋祁、歐陽修、范鎮等合著的《新唐書》,更對唐朝從皇室祭天到俚俗祭祖,焚化紙錢的事實做了文字記錄。新舊唐書的記載屬於正史,其權威性是得到歷代官府認可的。

紙錢起源於魏晉,盛行於唐代(618-907)。唐朝只是紙錢盛行的首個朝代,繼唐而起的五代十國(907-960),也延續了這一帶有宗教性質的用品。歷任後晉倉部郎中、後漢給事中、後周吏部侍郎,北宋建立後又升至戶部尚書的陶榖(903-970)對五代之天文地理、風土人情、神仙鬼怪甚有考究。在其《清異錄》中記載:

 

顯德六年,世宗慶陵攢土,發引之日,百司設祭於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盞口,余令雕印字文,文之黃曰泉台上寶,白曰冥遊亞寶。

 

這裡的世宗,即後周皇帝柴榮(921-959)。顯德六年,即公元九五九年,是柴榮駕崩之年。「楮泉」,即紙錢。「泉台」即當時人們普遍信仰的地府,是已亡祖先的安居之所。當時的文武百官沿皇帝棺椁所經之路,設宴祭祀。作為政府重要部門的翰林院,公開使用大若碗口的黃紙錢與白紙錢,並在上面印上「泉台上寶」「冥遊亞寶」字樣,可見當時官府對紙錢的使用,是鄭重其事的。由此確立了喪葬及祭祀用紙的國家行為。

五代十國並非只有後周皇家派文武百官焚燒紙錢,比後周建朝更早的後晉(936-947),皇室喪葬祭祀也要焚燒紙錢。據歐陽修《新五代史•晉本紀第九》記載,皇帝石重貴在「八年……庚午,寒食,望祭顯陵于南莊,焚禦衣、紙錢。」「顯陵」是後晉開國皇帝石敬瑭的墓地,位於今天河南省洛陽附近,作為其養子並繼承皇位的石重貴在天福八年(943),即養父去世的第二年寒食節,焚化石敬瑭生前所用衣物,並焚燒紙錢以示孝敬之意。

唐、五代十國、宋、元等朝皆有燒紙現象,由此涉及到紙錢在喪葬祭祀禮儀中的合法地位。與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同時的晚明官員沈德符(1578-1642),在《萬曆野獲篇》中對紙錢作了詳細記錄:

 

惟冥鏹最屬無謂,今貴賤通用之。如周世宗發引,以楮為金銀錁,黃者名「泉台上寶」,白者名「冥遊亞寶」,已為可笑。至宋高宗梓宮就道,百官奠用紙錢差小,孝宗不悅,諫官云:「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者,本非聖主所宜。」孝宗曰:「邵堯夫何如人,祭先必用紙錢。豈生人處世,如汝輩能一日不用錢乎?」則此亦相傳故事。本朝雖用而不以此相高,賢於前代多矣。

 

沈德符筆下的周世宗,即上面提及的後周皇帝柴榮,宋高宗即南宋開國皇帝趙構(1107-1187)、孝宗即趙構養子趙昚(1127-1194)。在前兩位皇帝的葬禮上,都採用了帶有宗教性質的紙冥幣,而孝宗在其養父葬禮上發現官員們准備的紙錢尺寸太小,遂表有不滿情緒。至於儒家諫官的勸詞,算是履職的一種表現,不值得後人重視。經過科舉出身的沈德符,身為晚明皇朝儒家官員,對本朝皇家祭祀運用小額冥幣的做法,不僅沒有批評,或不敢批評,還流露出了欣悅之情。「賢於前代」的用語,當是地道的「五十步笑百步」的逢迎拍馬之詞。

 

3.紙錢的制度化

即使從皇室到黎民普遍祭祀燒紙,仍舊有人能夠將其視為非組織化的行為。隨著歷史演變,官府的典章禮志中,同樣出現了對喪葬及祭祀用紙的規定。據元代脫脫所撰《宋史》記載,宋代已有官方文本規定喪葬禮中、按官職地位應配置的器物:

 

詔葬。又按《會要》:勳戚大臣薨卒,多命詔葬,遣中使監護,官給其費,以表一時之恩。凡凶儀皆有買道、方相、引魂車,香、蓋、紙錢、鵝毛、影輿,錦繡虛車,大輿,銘旌;儀棺,行幕,各一;挽歌十六。其明器、床帳、衣輿、結彩床皆不定數。

 

宋以後的元代,因是蒙古人入主中原,政治形勢較為特殊,對土著漢人的各種習俗多有修訂。在官方頒布的典章中,除了其他珍寶、真鈔以及紙冥器,只許可燒紙,以助鬼道。《元典章》載:

 

至元七年(1270年),民間喪葬,多有無益破費……都省議得:除紙錢外,據紙糊房子、金銀、人馬並彩帛、衣服、帳幕等物,欽依聖旨事意,截日盡行禁斷。咨請照驗施行。

 

在至大元年(1308年)十二月,禮部頒布的「禁約厚葬」條文中,除允許喪葬用紙外,依舊延續了前朝的禁令。

總結各朝代的禮典,能夠發現,自魏晉以來,基於對孔孟禮教的解讀,喪葬祭祀中的紙錢,在使用與否的爭論過程中,逐漸被納入到中央政府的典章中。《明史•禮志》記載,明朝洪武六年,制定公侯以下家廟祭祀禮儀,其中有「焚祝並紙錢於中庭」。若從古代俸祿制度的角度思考,歷代皇室作為國家機器的中樞,享受著豐厚的物質待遇,在祭祖禮儀中,也會焚燒比普通官員高一級的「祝帛」。清代滿族皇室,主要依據血統的親疏,在官府機構內,則依據官職品級,士庶百姓亦有條文規定。僅以官職品級規定的隨葬紙錢為例:

 

朝夕奠肴饌,午餅餌。遇朔望,則朝奠具殷奠,肴核加盛。初祭,陳饌筵羊酒,具楮幣。公筵十五席,羊七,楮四萬;侯筵十二,楮三萬六千;伯筵十二,楮三萬二千:羊俱六。一品官筵十,羊五,楮二萬八千;二品筵八,羊四,楮二萬四千;三品筵六,楮二萬;四品筵五,楮萬六千:羊俱三。五品筵四,楮萬二千;六、七品筵三,楮萬:羊俱二。

 

一品官職去世時,享有二萬八千紙錢,二品官職享有二萬四千,相對於士庶階層的「金銀楮幣各一千」,數額之高,充分證明了封建禮教中,尊卑等級的待遇差別。而在順治初年,朝廷禮部在祭祀典禮的制定中,依舊延續著前代的禮儀規條,列有「楮帛」一項,用在「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等重大的鬼節祭禮上。無論前代,還是清朝,喪葬及祭祀用紙與宗教的關係,實難完全割裂。著名的民俗學家鍾敬文(1903-2002)在論及清代士大夫及士庶階層的喪禮時提到,權貴知識階層與普通百姓一樣,在喪葬禮上已經無法脫免佛教影響。燒紙亦不例外:

 

清朝士大夫家仍用文公《家禮》,但已不能免俗,「喪葬一衷《家禮》,第閭俚多作佛事,讀禮之家或不能免。」光緒《咸寧縣志》記敘得更為具體:「鄉俗慣用浮屠,遵佛教應七之說,自一七至七七,犯七則延僧禮佛,焚楮誦經,謂之『打七』。」士紳隨行《家禮》,亦用應七名目。

 

所謂「焚楮」,即是焚燒紙幣。「打七」即是七七追薦的「燒七」,是佛教喪葬禮儀,我們在前面第三、第四部分已有說明。至於文公《家禮》,即是南宋碩儒朱熹制定的《家禮》。不過,雖有《家禮》儀書的規定,但儒教中國的各個階層,卻同樣浸潤著佛道、巫覡等信仰及其禮儀模式。作者引用光緒間《咸寧縣志》,是為印證明清兩朝,各種教門對喪葬風俗的普遍影響,至廿一世紀中國,都不曾把宗教色彩洗脫掉。

 

六、紙錢與宗教

文化史學者徐吉軍在《中國喪葬史》中,論述唐代喪葬祭祀時,認為祭祀鬼神中的必備用具——紙錢,是人們基於某種信仰態度,經歷史演變而來,最可能的起源,是與佛教入華後的禮佛拜祭有關。他說:

 

紙錢是一種專門供死者或鬼神使用的「貨幣」,屬冥幣的早期形態。因其以紙仿照銅錢形狀制成,故名。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喪祭中的焚紙錢之俗已帶有濃厚的佛教色彩。如《無常經講經文》:「望兒孫,剩燒紙,相共冥間出道理。」《師師漫語話》:「頃刻中間,燒錢斷送。」《廬山遠公話》:「燒錢解禁,狂(枉)殺衆生,如是之人,墮於地獄。」

 

徐吉軍的研究,是在考察史料的基礎上作出判斷的。其實,在他之前,古人已普遍接受紙錢與佛教和道教有關的立論了。近現代學者,也有主張紙錢起源於與巫術有關的民間宗教的,還有人主張出自西域的拜火教。我們在這部分,將各家立場略作分類,以闡明祭祀用紙的宗教色彩。

 

1.佛教與燒紙

上面提及,學者徐吉軍在其著作中,說:「魏晉以來,由於佛教的傳入,因此佛家葬俗也開始在民間廣為傳播開來。佛教倡導荼毗火葬法,故改瘗錢為燒紙錢。」另一位學者顧春軍,也總結出了這種紙錢的佛教起源說,儘管顧教授對此持有反對意見:

 

一種民俗的産生及演變,必有一套與之相配的信仰觀念作為根基,「紙錢」這種民俗也不例外。關於焚燒紙錢以作為祭祀禮俗的宗教根基,學術界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觀點:焚燒「紙錢」這種禮俗,是受佛教思想的影響而産生的。

 

類似祭祀燒紙出於佛教的觀點,還可從著名的古史專家楊寬(1914-2005)《紙冥器的起源》中看到。其次,鄭振鐸的弟子高國藩,對紙錢的佛教起源說,論述得更加詳細。高先生經過研究敦煌古文獻和考古史料,在作品《敦煌民俗學》中,論述了祭祀用紙來源於佛教的火葬禮儀。他寫道:

 

古印度有焚燒的葬禮,漢族的燒化禮葬很可能是佛教帶來的。佛教變文中反映了這種燒紙錢的情形。如《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冢上縱有千般食,何曾濟得腹中饑。號眺大哭終無益,徒煩燒紙作錢財。」又《無常經講經文》:「望兒孫,剩燒紙,相共冥問出道理。」……從唐代敦煌寫本中發現民間燒紙錢的風俗,這在中國喪葬史上是具有首創的歷史價值的。……敦煌盛行佛教,佛教倡導火葬,故改瘗錢為燒紙錢,由此傳播至全國。

 

難道只有今人持有這種燒紙的佛教起源說嗎?上面說過,今人的論述要點多基於對歷史資料的考證,即延續了古代學者的觀點、思路。我們發現,與天主教耶稣會傳教士利瑪竇處在同一時代的沈德符(1578-1642),在《萬曆野獲篇》中早已寫道:

 

惟冥鏹最屬無謂,今貴賤通用之。如周世宗發引,以楮為金銀錁。黃者名「泉台上寶」,白者名「冥遊亞寶」,已為可笑。至宋高宗梓宮就道,百官奠用紙錢差小。孝宗不悅。諌官云:「紙錢乃釋氏使人以過度其親者,本非聖主所宜。」

 

沈德符提到的宋高宗年間的課官,為阻止皇室在喪葬禮儀中焚化紙錢,向皇帝說明了不符合禮教傳統的理由:紙錢是印度釋教的發明,並非儒家禮教的傳授。若是查考北宋學者袁褧的《楓窗小牘》,原來沈德符的記錄,是從袁氏那裡引用而來,尤其這句「(紙錢)乃釋氏使人過度其親,恐非聖主所宜。」

 

在喪葬用紙一事上,這種與某些古人態度相附和,並相互因襲的學術風氣,也出現在南宋嘉熙年間的戴埴那裡。戴氏在《鼠璞》中,不僅對紙錢作為冥間行路盤纏的說法,抱以嘲笑口吻,還沿用北宋學者歐陽修(1007-1072)的話語,「漢來皆有瘗錢。後俚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於祠祭。」緊接著,自己發揮道:「今儒家以為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戴埴的措辭,造成了徐乾學(1631-1694)在《讀禮通考》中與趙翼(1727-1814)在《陔余叢考》中,趨於一致的認同立場。縱觀清季以上學者,凡涉及焚燒冥紙的論述,多承襲於前代學者的意見,並堅持紙錢為西方佛教入侵中土後的産物。

自古至今,一直有學者通過觀察佛教實行火葬,推導出喪葬祭祀禮中的燒紙,並認為此種作法不合孔孟禮教。儘管立場堅定,分析得也十分合理,但有儒家官員學者公開排斥的同時,私底下卻偷偷地施行,以為陰間的祖先送去可供日常開銷的錢財,對此,我們已在前面提及,不重複說明。然而也有學者,並不認同這種廣被接受的紙錢佛教起源說。

台灣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清連教授,就抱以否定態度。黃先生對唐代焚燒冥紙的起源深有研究,尤其是通過考察唐代佛教僧人釋道世所著《法苑珠林》一書, 發現佛教儘管提倡火葬,但在釋道世之前,佛經中並無焚燒紙錢的記錄。尤其釋道世在對《普廣經》的引證中,提及黃幡、黃紙時,只是從五行的角度進行「義求」。這必然是在沒有可供史料借鑒的情況下,不得已的做法。

唐代以後,佛教在祀典中雖用紙錢,較可能的原因,是受到了鬼神信仰和五行觀念的影響,換句話說,燒紙並不是佛教影響喪葬習俗所致,而是與民間喪葬習俗結合之後的産物,是一個典型的佛教中國化的結果。因此,黃教授針對徐吉軍的燒紙佛教起源說——「魏晉以來,由於佛教的傳入,因此佛家葬俗也開始在民間廣為傳播開來。佛教倡導荼毗火葬法,故改瘗錢為燒紙錢」,認為那只是徐教授的推理和在類似事物之間所做的關聯,絕找不出歷史憑證。

相反,黃清連還論述道,火葬在我國古已有之。一九四五年在甘肅省臨洮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到一墓葬陶罐中存有骨灰,而先秦的《墨子》《呂氏春秋》等書也有記錄古人採用火葬的文字。這些案例皆出自蠻夷之地的喪葬習俗,在漢族社會的普及,則要遲至五代十國。應該承認,中國的火葬並不晚於佛教的輸出國——印度。

從以上立場觀察,紙錢源自佛教的說法,在唐至清的儒家學者中已經得到確認。對其進行反駁的,僅是現代學者,提出的證據也沒有撼動主流學者的意見。從根本上言,並不影響基督徒學人對這一緣起說的認同,即喪葬祭祀中的燒紙,帶有濃厚的佛教色彩,並非「禮儀之爭」中,耶稣會一方堅持的祭祖非宗教性質的認定。

 

2.拜火教與燒紙

燒紙起源於拜火教的說法,出自顧春軍教授的研究結果。筆者僅是基於手頭資料推定,可能還有更早的說法。顧教授對有史以來,將喪葬及祭祀禮儀中,焚燒紙錢的宗教行為歸結為佛教的立場,並不完全認同。他認為持守此種觀點的學者,多是「方內之人言說方外之事,如果不加仔細研討,往往下筆千言,但卻離題萬里。」把祭祀燒紙歸於佛教提倡火葬的說法,雖有一定道理,也有一定類比性,卻仍是「離題萬里」的論說。顧教授沒有否認,任何一種民間習俗的產生及流變,都有一套與之相配的信仰起引導作用,這一點,與天主教神學家若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的觀點相同,即世界上的習俗沒有一種不是從宗教發展出來的。顧氏通過研究佛教喪葬儀典,尤其宋人智磐的《佛祖統紀》,指明燒紙與佛教的義理完全相悖,因為佛教主張以施舍、供佛、齋戒方式超度亡魂,燒紙既不在此列,則屬迷信行為。

他通過查閱《宋書》、《魏書》中,有關民間喪葬習俗的記錄,以及《馬可波羅遊記》作者在中國各地的風俗見聞,發現拜火教從南北朝進駐中土後,很快與儒典中的宗教思想發生合流。例如《周禮•春官•大宗伯》所記:「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東漢儒家學者鄭玄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也就是說,在西周及以上時代,焚燒三牲祭祀天神、地祇的做法,本已通行。所謂「玉帛」的「燔燎」,即是財物的焚燒。這種祭祀觀念的流行,為拜火教焚燒死者生前所用之物的習慣,提供了快速傳播的條件。這為那些謹守宗法禮教的民眾而言,拜火教的焚燒禮俗,符合傳統教導。

顧春軍的推論是否正確?我們根據作者徵引北宋樞密院編修官、尚書戶部員外郎姚寬所撰《西溪叢語•牧護歌》對當時風俗的描述,能夠發現一些可供利用的證據。當時社會上火襖教的「祠廟」如唐代那樣,已然遍布各大城市,襖教信眾經常有作歌以賽神的活動,更有「奠酒燒錢歸去」的說法。順此想像,北宋時期的燒紙祭祀,已經與拜火教的儀式合而為一了。在元代,拜火教的影響也十分廣泛,此點可從《馬可波羅遊記》中得到證明。據馬可波羅所見,當時的人們在焚燒亡者遺體之前,會凖備好一些死者生前所用之物,以及紙人、紙馬、制駱駝、紙錢等物,與屍體共焚。所謂紙人、紙馬、制駱駝、紙錢的紙明器,就是彼世生活中奴婢、牲畜及日常開銷的錢財。顧先生主張,佛教的燒紙只是一種對當地風情的適應措施,是佛教本土化的表現,拜火教則是古已有之的火焚祭物的推動者。需要說明,顧春軍對馬可波羅遊記的引述,作為對紙錢拜火教起源說的推斷,在日本學者曾我部靜雄看來,正是紙錢佛教起源說的證據。

 

3.巫觋與燒紙

在古代社會,巫本身是一種宗教,它是以巫覡展開的各類活動為表現形式的。巫覡是鬼神與人之間的中介,相當於基督宗教中身為天人中保的耶稣基督,而通神的方法之一便是「祭祀」。

將焚化紙錢的喪葬及祭祀行為,視為道教和巫術行為,最早出自後晉劉昫等人所撰《舊唐書》。在《王璵傳》中,作者們是如此評價其行為的:

 

王璵,少習禮學,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玄宗方尊道術,靡神不宗。璵抗疏引古今祀典,請置春壇,祀青帝於國東郊,玄宗甚然之,因遷太常博士、侍禦史,充祠祭使。璵專以祀事希幸,每行祠禱,或焚紙錢,禱祈福祐,近於巫覡,由是過承恩遇。

 

在劉昫等人之後,北宋學者歐陽修、宋祁、范鎮等人在《新唐書》中依舊沿用了上述「近於巫覡」的評語。而在《舊唐書•李泌傳》,劉昫等人對王璵及其巫覡職業有進一步的貶抑之詞:

 

初,肅宗重陰陽祠祝之說,用妖人王璵為宰相,或命巫媪乘驛行郡縣以為厭勝。凡有所興造功役,動牽禁忌。而黎幹用左道位至尹京,嘗內集眾工,編刺珠繡為禦衣,既成而焚之,以為禳禬,且無虛月。德宗在東宮,頗知其事,即位之後,罷集僧於內道場,除巫祝之祀。

 

無論舊唐書新唐書,編纂者們都是精通禮教之士,他們對王璵的作為並不認可。上已說明,因王璵少年時習修儒家禮學,但因攀附權貴,向名利而行,最終背棄了先秦以來與巫覡為敵的儒家傳統。玄宗時重用巫覡,王璵不僅為皇帝占卜排憂,還舉行消災解難的祭祀活動。肅宗時,又藉為國禳祓之名,遣女巫於天下名山大川施法,但因收受賄賂,更因一窈窕女巫迷惑數十少年,刺史左震晨才將女巫及其追隨者一並誅殺。《唐書》作者,稱呼王璵為儒家之外的「左道」,更稱其為裝神弄鬼的「妖人」。恨怒之情,顯於文字。

所謂將紙錢追溯至古時的「巫覡」,這與中國漢以前的巫文化傳統有著密切聯繫。巫覡之風盛行於商周,尤其在「絕地天通」之前,男覡女巫掌控著所有代天發言的時機,作為政治領導者的天子們與作為知識傳遞者的諸子則無緣染指。巫覡的職務是向天神、地祇、人鬼獻祭,並向君主黎民傳遞上帝意旨。基於這種宗教事務的重要性,他們時常參與國朝政策的制定,對天子權威的鞏固實是一大威脅。巫覡的失勢發生在西周政治化的天子凱覦巫覡尊位、諸家學子不滿巫覡集團壟斷上天旨意的時刻,從而開啓了激烈的對上天「話語權」的爭奪。春秋之際,巫覡集團在諸子群起攻擊之下,徹底失敗。

春秋之時,巫覡雖然歸於隱沒,但從未在歷史中滅絕。秦漢之後,他們的活動範圍雖受到限制,但皇府機構中的許多事務仍由他們負責,如施咒醫病、卜問吉凶、觀察天象、籌辦祭祀等,太祝、祠祝官等官位,也非他們莫屬。同時,在宮廷的祭祀占卜活動之外,逐漸轉化為民間信仰與民間習俗的制造者、引導者,完全滲入到了祭祀地祇、人鬼的活動中。後蜀閻選處士《再生記》以小說形式寫出唐朝玄宗天寶年間,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病逝十六天復活的經過,期間,王掄托夢於妻要求送錢,其中便涉及巫覡的出現,「王掄妻夢掄已死,求錢三十貫,即取紙剪為錢,如巫者焚之。」這說明巫覡在民間的喪葬與祭祀中的燒紙密切相關。《魏書•刑罰志》定有明文,嚴懲在民間肆意活動的巫者,「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法律儘管震懾民間的巫覡活動,皇室卻有法外特權,不受條文束縛。北魏太祖天賜二年(405年)祭天儀式,便是由女巫親自指導皇帝與百官進行的。 一言以蔽之,清季以上,歷代皇帝祭天都由宮廷內的巫官擇日籌備。巫覡的祭祀活動中,往往會伴以煙氣缭繞的場面,即充分說明帶有焚燒亡者穿戴、紙冥器等的禮儀。

陸錫興教授在《唐宋時期的紙錢風俗》中指出,巫覡燒紙之法從唐代開始,有一個向宮廷祭祀轉變的過程。唐代張讀的《宣室志•太原王坤》載,身為國子博士的王坤夢見已經去世多年的婢女輕雲,看到她幾次三番戲弄太學博士石貫善、王坤的手下以及為自己端送飯菜的婢女。不得已,王坤的手下與王坤妻子招來巫者施行驅趕輕雲的法術:

 

即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紱銀印,立於庭前。」因祭之,坤與輕雲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門,焚紙錢於門側。

 

宋人洪邁《夷堅志•金神七煞》載:「予叔父中造牛欄於空園,術士董猷見之,曰:『欄之一角犯九梁煞,當急解之。』呼巫焚紙錢埋桃符以謝。」由此可知,無論官宦之家,還是在庶民的俚俗中,巫覡施法的案例,歷來十分常見。我們應從文字史料上,追究王璵祠祭使職務的性質,以說明巫覡與紙錢的關係。宋人高承《事物紀原》延續了古已有之的看法,王璵施行禳祓之禮,即屬巫覡活動,王璵在宮廷祭祀禮中採用民間的紙錢,則開啓了官方焚紙禱祈的先河。依此推論,王璵用紙祭祀,作為對民間祭祀禮儀的仿效,必然與巫覡集團在民間的活躍有關。

陸教授把唐代以王璵為代表的祭祀用紙,解讀為「從巫覡走向廟堂」之祭的轉變,當真不假。我們若是把西周以降,以祭祀為專職的巫覡集團的失勢,視為一個從廟堂之上被排擠到民間的過程,則更能說明喪葬與祭祀禮儀用紙的悠久歷史傳統。

 

4.道教與紙錢

我國著名的古史專家楊寬(1914-2005)根據魏晉南北朝的動蕩歷史推斷:社會動蕩越發激烈,宗教的傳布越廣,民間的迷信之風也會越盛,這主要表現當時的兩大宗教——佛教與道教上。歷史上,兩大宗教對士人學者的文學創作也有影響,以紙錢為例,北宋詩人王禹偁的《道服詩》有:「楮冠布褐皂紗巾」,南宋詩人陸遊《行年詩》有:「楮弁新裁就,翛然學道裝」,就是對當時道家以紙張制作道服、道冠情形的寫照。楊寬先生通過展現古代士人學者的詩文,充分證明了包括紙錢在內的紙冥器的運用,在宋代是與佛道兩家有關的。

楊寬先生的《紙冥器的起源》刊登在一九四七年六月的上海《中央日報》上,是一篇較早論述紙錢的近代學者的專文。楊先生之後,也有學者主張紙錢不但與傳入內地的印度佛教有關,更與土生土長的道教有染。趙睿才與楊廣才在《「紙錢」考略》中議論到,儘管佛道二教都不願承認這種帶有迷信色彩的焚紙風俗出自本門教會,但是依據我國民俗史、宗教史的發展情形,將燒紙歸於道教的推動,似乎更為合理。在這篇文章中,二位作者並沒有提出任何有力證據,只是推定燒紙蘊含的信仰要素與佛教教義不合,至少佛教不認為人死即為鬼,而焚紙本身又帶有享鬼祀神的用意,因此作者傾向把它歸入道教的儀典中。

另一位將燒紙習俗與道教儀式聯繫一起的學者顧春軍,根據唐書《王璵傳》,推測紙錢之所以在民間盛行,有賴於道教在唐代獲得官方的認可與推行。就道教信仰言,它是一種糅合了民間信仰在內的本土宗教,祭祀時常會借著焚燒「符箓」達到「招神降神」的目的。由於玄宗時期的王璵,是依靠道教勢力接近皇室的,道教的符箓與民間的紙錢,在焚化方式上又是十分吻合的,皇家祭祀用紙就有可能出自王璵的創意。作者相信,道教對焚燒紙錢起的是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

上述學者在認定紙錢出自道教,或認為與道教有關的論述上,並沒有提出確鑿證據,迫使人們信服。這種僅是憑藉推測,將燒紙與道教相連的議論,在黃清連的文章中遭到了質疑。他發現唐代一行禪師(683-727)所著佛經《梵天火羅九曜》中,在記述燒紙一事時,引述了六朝時期的道教經典《葛仙公禮北鬥法》,並以經典中記錄的用以消災避難的焚紙禮儀,作為佛教燒紙行為的參考來源,是十分可疑的。因為《葛仙公禮北鬥法》原始文本,是否如一行禪師所錄那樣,我們不得而知,而同一時期作為道教奏章的《赤松子章曆》,既然得到過後人修訂,《葛仙公禮北鬥法》中紙錢的部分,也有可能是後人所加,不足以確證道教即為始作俑者。

因此,雖有學者認為燒紙與道教有關,都不曾提出有力憑據,即便元朝的孔齊在批判皇帝們以紙錢祭祀上帝時,也只是以「老子之徒」帶過——「皆浮屠老子之徒,欺惑愚衆」,氣憤、蔑視之餘,不曾出示任何史料。支持紙錢道教起源說的學者,多是將道教的焚燒符箓與道教在形成過程中和巫文化、民間的鬼神信仰發生的聯繫,推測為紙錢受到過道教的影響。立論說教,仍舊流於主觀上的推斷。

我們從以上四點,論說了紙錢與佛教、道教、火襖教、巫覡的關係。筆者相信,紙錢的流行似乎始於民間作為,又有一個被官方接納的過程。用火燒紙的方式,與殷周時期祭祖儀式中的焚燒祭物相似,在這種大的宗教祭祀的傳統中,歸於本土的發明似乎更加合理,但也不能排除後期宗教的影響。

__________

撰文:閔興業,意大利宗座傳信大學神學碩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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