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AN Vietnam UCAN India UCAN Indonesia ucanews.com
UCAN China

【評論】香港天主教會在回歸二十周年後可預見的挑戰

標籤連結: , , , ,

17 July 2017

【評論】香港天主教會在回歸二十周年後可預見的挑戰

甘浩望神父(圖中)與其他爭取居權的請願人士參與二零一七年的七一大遊行。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二十周年,一面是中國領導習近平訪港,另一面是香港民間的七一大遊行。因著年輕一代興起本土主義,習近平就管治香港的原則發表了嚴厲講話。

他明確地說,主權及任何危害國家安全或中央權力的威脅,在「一國兩制」下都是沒有商榷餘地的,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憲制基礎不能排除中國憲法。他也強調,只要是愛國愛港,不論持什麼政見或主張,中央政府都願意與之溝通。

其講話意味著香港將出現更嚴苛的社會控制及更廣泛的「統戰」工程。習對維護國家安全的強調,顯示北京有意重推國家安全法,以及在香港推動更多意識形態工作。

天主教會在這新處境,將如何受到影響?我們可從三個因素考慮。

 

國際因素:中梵關係

中共長期控制國內教會,亦未與教廷建立外交關係。香港教區在這政治形勢下,一直扮演普世教會與中國教會之間的「橋樑教會」角色。

數十年來,梵蒂岡一直致力與中國當局談判。有外洩的資料顯示,雙方在主教任命上仍存有分歧,談判陷入僵局。然而,這並不代表梵蒂岡在其他問題上不會作出妥協。

二零一四年香港佔領運動爆發前,有媒體報道,梵蒂岡要求香港教區不要對行政長官選舉改革,包括具爭議的公民提名選舉方式表態。

該報道指,時任輔理主教楊嗚章宣布在八月初召開記者會,卻突然缺席,而原本在會上讀出的教區官方聲明,最終也沒有發布。取而代之,是由代表教區發言的一位教友說了幾句,重申要求政府履行政改的責任。溫和的語調,反映教區在提出具體建議上不敢冒進。

教會沒有官方單位確認這新聞的內容,但由於當時中梵談判正值升溫,北京明顯反對佔領運動,梵蒂岡從自身利益出發,不在政治問題上冒險觸怒中國,非常符合理性邏輯。

如果談判僵持下去,而中國要求梵蒂岡向香港教區施壓,那麼本地教會在政治爭議中作為社會良心的角色將被削弱。香港教會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中可如何自處?

 

結構因素:政教共謀

本地教會總是面對著兩難:一方面難以直接挑戰政治權力,同時又有牧民責任,要按普世教會的教導,維護其社會和政治價值觀。

除了在特首選舉委員會所設計的政治嵌入(見另一篇拙文),自殖民地時期教會提供的許多社會服務和辦學都是由政府資助的。香港明愛的各項社會服務都得到政府支持,而明愛專上學院升格為大學的申請仍要由政府決定。資金和發展上的依賴,將增加公開反對政府的代價。

另一方面,持續的合作,並不代表政府會增加教會發展其牧職工作的自由。二零零四年《教育條例》的修訂引入了「校本管理」,這是對學校管理層的改革。辦學團體在委任校董會成員和管理上,再沒有完全的話事權,因為校董會必須包括不同的持分者代表。

新的管理看起來更為民主和具代表性,實際上卻是削弱辦學團體及其使命的重要性,因為那些代表不一定贊同辦學團體。

教區公開批評這改革是對辦學團體的自主性和宗教自由的干預。但教會的司法覆核在二零一一年被裁定敗訴。翌年當政府提出必修的國民教育時,人們意識到校本管理可能是在辦學團體不同意的情況下,仍能硬推國教課程。

這轉變反映政權為削弱宗教團體在社會上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這會繼續,由於北京視宗教事務為中國大陸國家安全的一部分,所以在香港,強推國家安全也會侵蝕宗教自由,就像零三年提出的國家安全條例一樣。

由此可見,政權早已精心策劃在教育範疇及在政治體制上的嵌入,威脅教區的自主性,在強硬的管治裡,威脅將更加明顯。

那麼香港教會可以如何抵抗這充滿野心的國家策劃,同時保持與政府的合作?

 

內在因素:本土主義的興起

在香港經歷「過渡期」之時,胡振中樞機發出《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指示九七主權移交後的牧民原則和計劃。他清楚提出,身為中國人,香港人「當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同時又能與普世人類,尤其與普世教會共融合一……願意分擔中國人民的命運」。

他的繼任人延續了這態度,以民族感情和認同作促進香港教會在普世教會和中國教會之間分擔特殊使命的論述基礎。

今天,中國人身分的認同正在下跌。香港大學最近一項調查顯示,十八至廿九歲的年齡群中,只有百分之三認同自己是廣義上的中國人,香港人身分認同則節節上升 。在香港人和大陸遊客多年來的衝突,以及北京對香港社會、經濟、政治的控制日益增強之下,中國人身分認同大降,實在其來有自。

中國政府在香港企圖強行灌輸愛國教育,加上民主化遙遙無期,激起了多數港人對中國政府甚至是大陸人的憤恨。本土主義以至港獨主張在年輕一代的政治運動中乘勢興起。

上述的調查結果亦能以符合比例的方法推算香港天主教教友的身分認同。可預見的是將有愈來愈多青年教友不認同自己是廣義的中國人。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青年教友擔心中國政府的政治盤算,將阻礙教區批判地參與社會和發揮先知使命。香港教區又如何迎接這新世代呢?

 

須發展一套新的神學

面對這種結構性和宏觀性的挑戰,筆者難以提出即時解決方案。但在專制的社會控制和更具爭議的政治變成常態的新政治環境下,我們的牧民職務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戰,已是不爭的事實。

在殖民地時代,香港教會是政府的合作者,取代政府,提供社會服務,並在政治冷感的環境下傳福音。今天,教會應加強獨立自主的作風,與政治權力保持批判的距離,開啟心態和思維上「解殖」的進程。

主權移交二十周年是一個時機,提醒我們,教會需要重新評估與這個專制國家的關係、在公共領域中的使命、作為「橋樑」教會的角色,以及其社會神學。這反省應兼具牧民和神學幅度。

香港不少基督教宗派和神學社群已經有了系統地透過反省社會和政治事件,建構本土的社會政治神學。佔領運動後,基督教派的相關神學反省、討論和著述有如雨後春筍,但天主教會實在拙於發展處境神學及社會神學。

缺乏處境化和本土化的神學,今天天主教會難以分辨其願景和使命。面對政治和社會領域的實際挑戰,香港天主教會應先反省、重建並更新自己的一套本土的神學論述,作為任何具體回應方案的理論框架。

_________

撰文:黎恩灝,香港天主教徒、在高等教育界從事教學及研究。他的研究興趣為公民社會、社會運動及民主化。

編按:本文原為英文,此中文翻譯由作者核准。

【完】

相關文章:

【評論】香港天主教會在回歸後政治發展的角色概論

【評論】從另一個教會學角度關注中梵關係

中梵最新一輪談判前後中方發表強硬立場言論

保持聯繫

訂閱《天亞社中文網》免費電子周報
繁體版   簡體版

© UCAN China 2017. | 有關我們 | 私隱及網頁紀綠 | 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