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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耶穌會姜有國神父:天主教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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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June 2017

【評論】耶穌會姜有國神父:天主教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

《公教文明》英文印刷本。

東方亞述教會或者聶斯脫里教會(Nestorian)在中國的臨在有兩個時期:首次臨在是從公元第七到十世紀,第二次臨在是從十三到十四世紀的元朝年間。聶斯脫里教會在中國也被稱為景教。

據歷史記載,基督宗教首次來華傳教是由一位稱為阿羅本的敘利亞傳教士帶領,唐貞觀九年(635年),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歷史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唐太宗對阿羅本的傳教使命非常包容,並邀請基督徒為皇家圖書館翻譯他們的經書。唐太宗及其繼任者對景教一直保持寬容的態度,景教因而在中國順利發展了二百年之久。

景教在十三世紀的中國元代再度興起,並在中國多處城市建立了教堂,但是在十四世紀開始逐漸衰落。公元1289年,教宗尼古老四世又派遣了一位方濟會士孟高維諾來華,以教宗欽使的職銜在元朝首都汗八里,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展開傳教工作。但是隨著元代在1368年的結束,孟高維諾主教在華傳教的使命也結束。

隨著耶穌會傳教士們從明朝年間來華傳教開始,以利瑪竇神父為代表的會士和他的同伴們在明末清初時期的傳教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由於後期的禮儀之爭導致清廷統治者下令禁教一百年。

在禁教之前,中國社會各界對天主教會懷有很高的敬重,包括政府官員、皇家成員和學者。在這期間,中國天主教徒的人數也不斷增加。

1842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南京條約”的簽訂讓西方的傳教士在各個通商口岸以及內地各省逐步享有更多的傳教特權。在法國政府的政治庇護之下,耶穌會士們第二次進入中國。首批來華的耶穌會士們都是天主教會內優秀傑出的飽學之士和中西文化及教育交流的先驅,第二次來華的耶穌會士及其他修會的傳教士們面對著更加複雜的政治、經濟和外交問題和挑戰,在這種特殊的處境和關係中,中國社會和人民與外國修會和宗教團體的關係也逐步惡化。

在民國時期(1911-1949),天主教團體對中國社會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比如,教育、社會服務、慈善以及醫療等領域,並贏得了很多中國人民的敬重。由於眾所週知的歷史原因,從1949年到中國改革開放的1978年,中國天主教會面臨許多不同的挑戰和困難。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到世紀末,天主教在中國開始逐漸活躍,積極參與福傳、社會服務以及參與國外及海外地區的交流培育。與他們的上一輩相比,年輕一代的神職人員和修女們接受了較好的陶成和培育,眾多的教友也積極參與彌撒和聖事服務。隨著中國社會走向二十一世紀,中國天主教會又開始面臨新的挑戰。

 

尋找人生的意義

在過去十年來,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傳統的共產主義國家,而是更趨向於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其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了國際團體的更多關注。

在快速發展和提升的經濟浪潮中,中國社會和人民也在尋找人生的意義和方向。許許多多的人在積極地肯定他們生命當中的靈修層面,他們通過各種傳統和實踐,尤其是通過基督宗教,來深度思考人生意義的問題和尋找價值取向。通過基督宗教尋找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在中國社會各界是一個熱門的話題。經濟發展和提升並不能填補人心中的困惑和空虛,也不會排斥精神的需要。信仰和靈修對了解人及其價值和願望俱有積極的作用和意義。

中國社會和人民目前不僅僅面對一系列的道德危機,更重要的是面對靈性或者信任危機。在各個層面的生活已經變的越來越物質和功利化並導致許許多多的人離開他們的倫理、靈修傳統和文化。中國社會也面臨著這樣一個嚴重的兩難問題:一方面,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在經濟的發展中尋找他們人生的最終目的和意義,另外一方面,他們也嚴重地受到物質主義的影響。因此,尋找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以及他們的身份認同在不同層面的人群中常常湧現。

許多中國的父母、家庭和學校常常專注于學生們學業的表現和物質的需要,但是去忽略了作為他們生命成長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整合部分--靈性和信仰需要。許多現代中國人的思維和行為與傳統的中國倫理和靈修價值,以及一些基本常識和標準截然不同。中國天主教會是否深思其對這些在不斷尋找生命意義和價值的人群牧靈和服務的新策略?中國的天主教會是否準備好去面對這一挑戰?

 

新物質主義和教友培育

中國天主教徒也不能免於世俗主義的潮流運動和影響,在信仰生活與生活的牽掛之間的張力導致他們失去信仰或忽視了他們的靈性生活。當代中國天主教會面臨著多元的挑戰,即如何服務當地社區和如何福傳。與十年前不同的是,中國天主教會在許多地區並不享有來自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的相對自主權和自由。儘管只具備有條件的宗教自由範疇,中國天主教會依然可以在牧民和服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中國天主教教會如何應付當代世俗社會的變化和挑戰,又如何處理其在精神和道德發展中的作用,以便在更多元化和全球化的中國社會中找到道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天主教會的神職聖召人數發展迅速,但現在的數字正在減少。在官方和非官方的神學院,修士的數量尚不到九百人。根據主教團的數據統計,神職人員只有3,316名,以及5,622名修女,而這數千名神父和修女們需要牧養將近兩千至兩千五百萬天主教徒,尚不包括其他的牧民需要。

在一個更加俗化和市場化的經濟社會的時代,奢侈的生活阻止了許多中國青年選擇服務教會的生活,這樣的生活意味著在一些困難甚至貧窮的地方生活和服務。此外,「獨生子女」政策也成為家長和年輕人評估聖召及其重要性的新障礙。

顯然,聖召的短缺嚴重影響了天主教會在許多地區和國家的牧民和服務。中國天主教會也同樣面臨嚴重的聖召危機。在繼續推動聖召和再培訓神職人員和修女以發展傳教願景和精神的同時,中國教會也必須為教友制定明確和全面的培育計劃,這些教友是中國教會未來的潛在資源和核心力量。福音化和使命需要一個全面陶成的教友群體,他們可以成為基督使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一些教區成立教友培育中心的構思還處於初步階段,而其他教區對這一需求尚未有任何見解,有的甚至不了解其重要性。

2012年,梵蒂岡中國教會委員會明確表示:「中國的平信徒亦須在天主和人前的恩愛上,漸漸地增長,使其靈修生活得以滋養和成全。在堂區團體中,他們成為活躍的成員,以善會和教會運動團體作支點,展開宗徒工作,這些善會和運動都有利持續的培育。」因此,中國天主教會必須注意這個迫切需要的使命和服務,並通過培養一個更俱有奉獻精神的教友團體,使他們在神職人員和修女聖召人數減少中為當地的教會及弟兄姐妹們服務。

中國教會委員會繼續強調:「牧者們該勉力鞏固教友對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訓導的認知,尤其教會學和社會訓導。對牧民工作者,尤應給予特殊培育,有助他們實踐福傳、教理講授和愛德服務。在劇變的社會和經濟飛升的處境中,平信徒的整全培育,更是重大任務之一,此舉有助地方教會充滿活力、生機盎然。此外,亦應特別關注內部移民潮及都市化的現象。」

有了這一及時的指導方針,中國天主教會及其不同階層的領導人應該加快培育教友的計劃和進程,並發展出持續培育教友的項目。主任司鐸和主教等教會領袖應不斷鼓勵教友在教會的使命和服務上更踴躍擔當領導的工作,並尋找那些符合資格的教友和專業人士支持教會的活動。

 

中國教友的信仰和靈修培育

傳統上,對於中國的許多天主教徒來說,參加彌撒、個人祈禱和領受聖事是他們堅持和增進信德的幾種方式。那些尋求加深信仰生活的天主教徒通常只有幾個選擇:每日彌撒、聖體朝拜、念玫瑰經、日課和類似的敬拜。信仰分享小組、聖經學習和其他方面的信仰活動對於許多天主教徒來說並不常見。過去,當人們受洗時,幾乎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幫助他們了解天主教教導和教義,以及如何應用於他們的生活。

然而近年來,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信仰陶成逐漸增多。 一些教區和堂區已經建立了不同的信仰培育計劃,例如,主日的兒童課程,暑期青年避靜,青年成人團契,聖經學習,夫婦懇談會,祈禱分享,天主教徒靈修避靜,大學生夏令營,避靜指導和社會服務活動。

這些培育計劃和方案不僅有助於信仰發展,也幫助天主教會得到更大的世俗社會所認識和了解。為了促進更多天主教徒的信仰培育,天主教徒必須接受信仰和靈修培訓,幫助他們能夠帶領聖經學習,信仰分享,宗教教育或社會服務。雖然信仰和靈修培育是教區神父和主教的優先事項,但許多中國神父和主教都身兼數職,或者沒有意識到信仰培育計劃的必要性。因此,平信徒必須承擔此重任。

河北和山西兩省是天主教人口較多的地區,因而能夠去發展相當有效的青年團體,聖經學習和祈禱團體。在此,許多俱有奉獻精神的天主教徒找到了自己相應的角色,他們可以帶領各種牧民和服務的活動,並協助教區神父在其他地區的服務。然而,教區神父和主教的領導角色對於鼓勵天主教徒參與教會牧民和服務至關重要。

當代中國面臨許多社會和倫理問題,作為未來教會希望的年輕教友,正嘗試學習如何將他們的信仰融入生活,以致其他社交生活的需要上。他們希望發展出一套有效的成年牧民工作,但需要神長與成年領袖更大的合作,包括更大的主動性和提供恆常的活動。

海歸神父修女和平信徒

過去二十年來,有很多中國神父,修女和平信徒被送到國外進修和學習,如菲律賓,美國,愛爾蘭,德國,意大利,法國和台灣。有的甚至獲得了博士學位。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學成回國後的神父、修女和平信徒在返回中國後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挑戰,例如,再度適應文化、領導風格以及神職人員與平信徒之間的關係。然而,他們在靈修,牧靈,聖經,神學和大公主義等學科方面所學到的知識,將有利於中國教會。

例如,自1991年以來,美國的瑪利諾會幫助培養了一百三十七名中國教會領袖,包括現在正在學習的一些中國神父和修士,使他們能夠回到自己的國家作為神學教師,修會團體的長上和一線牧靈人員來激勵信仰生活。自1991年以來,瑪利諾項目的五名畢業生獲得教廷任命為主教。儘管天主教在中國這個大國中一直是少數,但這些教會領袖可以作為福音生活價值觀的道德和倫理見證。他們對中國社會的貢獻和與各界人士的相遇將產生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受過高等教育的教會領袖群體也將改變非天主教徒對教會的觀點,他們可以向非天主教徒提供更多的專業服務和對話。在過去的幾年中,有一百多位中國神父,修女,修士和平信徒來到全球唯一的華人宗座神學院--台灣聖羅伯特·伯拉明的輔仁神學院學習。其中大部份神父的年齡在四十歲左右,大多數修士和修女的年齡在二十和三十歲之間。與香港,菲律賓或其他西方國家相比,在台灣學習具有普通話作為教學媒介的優勢。學生不必擔心花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學習新的語言。

 

互聯網對天主教會的影響

過去二十年來,互聯網已經開始重塑世界的生活和社會發展。雖然互聯網對社會大眾俱有正面和負面影響,但在不久的將來,互聯網對中國的影響和變化也將更加強烈。在過去十年中,互聯網的普及不僅產生了積極的經濟影響,而且也使許多其他行業受益。互聯網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關係。雖然政府繼續監視和審查互聯網,但互聯網仍然是資訊和知識的主要來源和窗口。它將一如以往的影響各階層的中國人吸收道德知識和作出決定,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只有少數受歡迎的天主教網站提供與教會有關的基本資訊和知識。然而,這方面需要更正式和專業地進行。

很多教區的網站不是沒有定期更新,就是不能正常運作。在這互聯網和大眾媒體的年代,中國天主教會必須調整其福傳策略,採用更多社交網絡的方法推展其服務和牧靈工作。

中國天主教會利用微信、新浪博客、微博和其他大眾傳播平台等較新的資訊科技尤其重要,好能向中國人民傳揚福音,以更有效能和效率的方法分享福音的價值。隨著互聯網對中國人的生活的不斷浸入,其影響力已經涉及信仰和宗教領域,從而使越來越多的人口在網絡空間中尋求和體驗天主臨在的一些記號。如果廿一世紀的中國天主教會要在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就必須重新思考和設想利用互聯網絡促成牧民和福傳,與時俱進。

 

與中國文化的對話

隨著全球化和國際化的發展,中國社會和人民對天主教會越來越開放和寬容。一些地區的宗教信仰生活和實踐正在蓬勃發展。中國政府和社會重視宗教團體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社會服務中的貢獻和功能。由於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天主教會需要學習如何處理和適應當地的文化和政治體制。

換言之,在保持天主教身份的同時,如果要將教會的教義和福音的價值觀植根於中國人民的生活,並為他們和天主教徒的靈修需要提供服務,教會必須建立一個俱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天主教會」。中國天主教會及其領導層必須採取新的策略和方法,在一個價值觀和意義往往被曲解的更為世俗化的社會中與更多的中國人民進行對話和溝通。中國天主教會必須轉型改變其傳統的服務和講道方式,關注新時代的社會和人群的需要。一個俱有中國特色的天主教會將為教會和社會大眾帶來希望、信德和美好的未來。只有當中國天主教會超越其藩籬,擁抱人類生命的其他範疇並予以欣賞,方能在文化、靈性,以致社會發展等方面,為中國社會帶來重要的貢獻。教會不僅提供聖事和宗教服務,而亦能透過其歷來在藝術、音樂、文學和詩賦的豐富寶藏,與中國的傳統和文化進行對話。

長久以來,大家都相信天主教會能為中國靈性教化的進程帶來貢獻。諸如教會就愛、和諧、和平、正義、孝道、婚姻價值、社會穩定和家庭價值等方面的訓導,都是中國天主教會能持守的,並以之試圖復興中華文化和傳統。

只要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政府唯一的執政黨,馬克思主義將繼續是社會的思想準則。因此,中國天主教會必須重新定義與執政黨的角色和關係及其思想理論。這並不一定意味著教會必須完全同意執政黨的政治和價值觀,而必須找到靈活有效的方式來繼續在中國的牧民和服務。

如果建立了天主教會和中國社會之間的對話,那麼中梵兩國在二十一世紀就不會有太多的衝突和誤解。中國文化和傳統價值觀與福音價值觀和教會教義──儒家傳統和基督教傳統──有很多共同之處。

 

結語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天主教可謂挑戰和機遇並存。美國教會歷史學家理查德·馬德森(Richard Madsen)寫道,基督宗教需要加深照顧別人的能力,並使教會成為更為真實的見證人來應對社會需求,特別是對世界和其他人的痛苦。

中國天主教會應注意他人的需要,分辨時代的徵兆,並更適時和有效地作出回應。。雖然中國天主教會需要培養一支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團隊來培養其神職人員,但修會團體和平信徒都必須分辨新的策略以促成使命的完成。隨著中國和中國社會對宗教信仰變得越來越開放,尤其是天主教會,如果天主教會希望是一個開放的教會和具有中國特色的教會,那麼天主教可以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合適和穩定的定位。中國社會和教會需要去理解和欣賞彼此植根於社會和文化傳統和背景的價值觀,並繼續對話來謀求共同利益。

這正是教宗方濟各對中國發出的訊息。在他史無前例的在2016年1月28號接受《亞洲時報》記者弗蘭克.斯西(Francesco Sisci)的採訪中,教宗指出:「中國是一個蒙受眾多祝福的土地。而天主教會的職責之一就是尊重(respect) 所有文明,在這個文明之前,我願意說,教會有義務用大寫的『R』來尊重這個文明。教會有很大的潛力接受文化。」

教宗在不同的場合多次重複對話、相遇與和諧的訊息,比如在2017年5月21日的《天皇后喜樂經》後,他呼籲上海佘山的聖母瑪利亞進教之佑,他說:「我們在心神上與中國的天主教徒共融」。他繼續說:「對於中國天主教徒,我說:讓我們仰望我們的母親瑪利亞,好使她可以幫助我們辨別天主的旨意,關於中國教會的世紀途徑, 和支持我們以慷慨心態歡迎祂的愛。願瑪利亞鼓勵我們為信眾的共融以及為整個社會的和諧作出我們的個人貢獻。讓我們不要忘記通過祈禱和愛見證信德,時常開放予相遇和對話。」

讓我們也回顧在去年的同一個時刻(Angelus,2016年5月22日),教宗說:「願中國天主教徒和追隨別的崇高宗教傳統的人一起成為慈善與修和的具體標誌。這樣,他們將會促進一種真正的相遇文化和整個社會的和諧 – 這種和諧正是中國精神所深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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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耶穌會姜有國神父。原文為英文,由姜神父提供中文譯本。

【完】來源:《公教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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