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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教宗方濟各與美國新總統,梵蒂岡及美國信徒

22 May 2017

【評論】教宗方濟各與美國新總統,梵蒂岡及美國信徒

美國總統特朗普。[圖片來源:法新社]

教宗方濟各將於五月廿四日在梵蒂岡與到訪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會面,這在美梵關係歷史上,可能是獨一無二的一次。

這兩位非常不同的世界領袖以前從未見面,在會面前的數星期,可以見到有關方面作出顯著的努力,把這次會面形容為「正常的」。

兩人曾經有言語上的交鋒,始於教宗由墨西哥飛往美國途中的空中記者會,繼而是這位總統的強硬回應。經過一年半之後,雙方都尋求清除這股跨越大西洋版圖上的不必要湍流。

首先,白宮於五月四日強調,總統特朗普與教宗會面的重要性,因為這是他首次以總統身分外訪,而特朗普政府更把這次外訪聯繫到伊斯蘭教(沙特阿拉伯)、猶太教(以色列)及基督宗教(梵蒂岡)上。

教宗方濟各於十三日從法蒂瑪回程的飛機上,形容他與特朗普即將舉行的會議,是兩人聆聽對方的一個機會。他說:「對於一些我沒有交談過的人,我從不妄下判斷。我會說出我的想法;他會說出他所想的。」

這意味著我們應該預計,根據標準禮節,這只是一次很正常的會面,與過去十五個月的交往大有不同。不過,雙方對一些議題仍然存在分歧,儘管它們並不涉及個人問題。

 

兩種不同世界觀的演繹清楚可見

三種的角色:軍方、企業行政總裁、以及白人及/或福音派基督徒,影響到特朗普的世界觀及地緣政治。天主教徒如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擁有這三方面的文化,與總統就職第一個星期相比,他作為總統首席策略顧問的角色,看來已被淡化。

不過,這些都是與梵蒂岡或普世教會沒有共同語言的文化。

反常地,軍方可能對特朗普起著緩和的作用。但特朗普式基督宗教的種族──民族神學,與在他之前的其他美國總統所信奉的有極大分別。因此,在這裡應該作出兩個重要的區分。

首先,以選舉及意識型態支持特朗普背後的新「白人福音主義」,並非完全代表所有美國福音派信徒。例如,福音派歷史學家馬克.諾爾(Mark Noll)與一般福音派典型人物頗為不同。

如果這是真的,這就有時出現這種傾向,誤以為福音主義是一種不屑一顧的「他物」。那些支持特朗普的福音派,並非必然是那些年輕一代或支持小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的人。

例如,特朗普沒有甚麼地方可代表這位前任共和黨總統所擁護的「富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事實上,特朗普既非富有同情心也非保守。

其次,如果特朗普受到天主教的影響,那肯定是沒有在神學方面與教宗方濟各保持一致的影響。在與特朗普政府有最密切關係的美國天主教徒當中,當然有屬於哥倫布騎士團的人。他們當中有些人最為熱切支持特朗普在五月四日簽署的宗教自由行政命令。

與這一切相比,教宗方濟各的世界觀,可以用他自己的說話來形容為:「麥哲倫的目光」。

教宗方濟各二零一五年接受阿根廷貧民窟小報《La Carcova News》訪問時指出:「在測量時,我們走出中心,與它保持一段距離,我們發現更多事物;而當我們觀察在中心的這些新事物、新的地方,從這些事物的外圍,我們看見不同的現實景況。」

他說:「一方面是從中心觀察事物的實況,另一方面是從你所到達的最後位置觀察它。」

教宗總結說:「舉一個例子,從十六世紀的馬德里所見到的歐洲是一回事;不過,當麥哲倫到達美洲大陸的一端,他從所抵達的新地點觀看歐洲,並理解到這是另一回事。」

在這種地緣政治的觀點,中心被周邊重新定義。對於兩個權力中心:羅馬及美國,這是真確的,兩者將會在五月廿四日的會面中互相較量。教宗一直嘗試結束天主教內以「羅馬優先」的想法,而他將要會見的這位總統,曾經在就職時發表以「美國優先」的強烈演說。

他們的接觸不僅為美國與教廷的關係,也為特朗普及教宗方濟各雙方對國內政治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這不單只在兩人之間的地緣政治存在隔閡,現任教宗與許多美國天主教徒、尤其是與不同種類的天主教徒之間,也存在同樣的問題。美國天主教會的兩極化是神學及牧民方面的問題,但也牽涉地緣政治。

美國天主教的「福音傳播」獲得一些如知名新保守主義學者喬治.威格爾(George Weigel)的提倡,這會令到在美國的羅馬天主教會被看似是支持特朗普的白人福音主義,而不是沒有膚色是色盲(政治及倫理方面)的福音主義。

就美國天主教徒如何去看世界來說(尤其是神職人員、神學家、政客及富有的捐贈者),這都會有地緣政治的後果:他們想在甚麼地方及怎樣介入;甚麼是他們尋求達到的目的及與哪些人合作。就他們與羅馬的關係,這方面也是真確的。一種傾向於民族主義的天主教,就是意味著美國與歐洲之間的距離更加遠。

從這一點看,這是幾乎有點似新保守主義及新傳統主義天主教徒,把他們對世俗化及親基督徒歐洲的不滿情緒,延伸到梵蒂岡及羅馬。

他們不再視梵蒂岡是歐洲的一個例外,而是它的一部分。他們認為教宗方濟各要對這一切負上責任,當然羅馬的世俗化可以追溯到至少十九世紀。不過,這種傾向民族主義的取向對美國在世界的角色,也導致美國與全球天主教會其餘部分之間距離拉得更遠。

這是梵蒂岡及其外交政策的未知領域,對其與美國天主教徒關係亦然。美國天主教的發展歷史(從人口結構及文化而言)與美國的民主歷史重叠發生。

不過,如果美國的民主危機深化,這可能對國內的基督教及天主教的未來帶來衝擊。在這種觀念下,最近美國人對世俗主義風險正迎來一個「親基督教國家」的辯論,在獲得如特朗普及俄羅斯的普京這些類似新蘇丹的人物協助下,掩蓋從世俗主義尋求庇護的風險。

在這種情況下,有趣的是,教宗方濟各將於六月二十日到老楞佐.米蘭尼(Lorenzo Milani, 1923-1967)神父的墳墓時,將會推崇這位在二十世紀其中一名最重要的意大利神父。多年之前,這位受到多方面排擠的神父,曾經批評巴勒莫(西西里)總教區的埃爾肋斯托.魯菲尼(Ernesto Ruffini)樞機支持佛朗哥在西班牙的獨裁統治。

米蘭尼神父曾警告說,「嗜血的獨裁者及無助的統治者」,「當他們試圖保護教會,比他們與她對抗時,對教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那些不顧一切把特朗普先生視為盟友的美國天主教徒,應該細心思量這些先知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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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馬西莫.法焦利(Massimo Faggioli),美國的教會歷史學家,神學及宗教研究教授。

【完】來源:《十字架報國際版》,天亞社編譯。

Francis and the new sultan: Trump, the Vatican and US Catho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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