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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後基督宗教世界和後宗派主義的政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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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arch 2017

【評論】後基督宗教世界和後宗派主義的政教危機

教宗方濟各二零一四年出席歐盟會議。(圖片來源:法新社)

當梵蒂岡致力為被戰爭蹂躪的國家締造和平,教宗方濟各在國際舞台上繼續扮演積極角色。

教宗二月廿六日探訪羅馬的聖公會團體時宣布,他正考慮與坎特伯雷大主教賈斯汀.韋爾比(Justin Welby)一起出訪南蘇丹的可能性。

三月廿四日,他在梵蒂岡與歐盟各國領袖會面,慶祝促成該歐洲經濟共同體正式成立的《羅馬條約》六十周年。

這跟教宗榮獲歐洲最負盛名的政治性獎項「查理曼獎」相距未滿一年。當時,同樣在梵蒂岡,來自阿根廷的教宗大致要求歐洲的知識分子,恢復這個歐洲項目的原本文化和精神核心。

教宗方濟各宣揚強烈的社會信息,而人們對他為當今世界危險的境況(以及南蘇丹一類國家悲慘的處境)所作的貢獻抱持很高的期望。

從去年國際形勢的發展,如英國脫歐和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以至二零一七年的恐懼,如法國、荷蘭和德國的重要選舉,這尤其真確。美國教友反對特朗普回應教宗訓導的言論的不絕呼聲,是這些期望的例子和徵兆。

然而,這些希望並未常常考慮到,在教宗與世界的關係中,發生了兩個重大變化——它們在方濟各上任教宗前開始,但於他的任期內變得特別明顯。

首個變化是天主教全球化及其施加的價值。

教宗權力的全球化本身,至少可追溯到一九六二至六五年召開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但方濟各是首位教宗把天主教的權力,從羅馬重新分配到世界各地。為此,他特別地從越來越廣泛的國家中任命新樞機,並授權世界主教會議處理家庭及婚姻問題。

最重要的,是教宗權力的全球化與教會的全球化以新形式互動。方濟各下的教宗權力,比以往更接近全球所有教會。這是他對周邊地區的強調中,地緣政治和地緣神學的部分。

教宗權力現在更「散布」於世界地圖上。而這可能標誌著在天主教的歷史裡,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然而,這種教宗權力和教會的全球化,是有所取捨的。教宗權力不再特別靠近某一國家或地區。肯定的是,它不再特別靠近那些曾經在教會歷史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地區。

這對意大利教友來說尤其明顯,他們正經歷著格外混亂的政治過渡。意國不能再指望一群顯然是受天主教信仰和文化啟發的教友政治人物,也不能再依靠一位理解意大利和歐洲政治奧秘的教宗。

方濟各將無法像他的前任般,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一九七零年代被稱為「years of lead」的國內政治恐怖主義時期所用的方式,幫助意大利拯救自己。

這也應該當作給美國教友的提醒。方濟各不是北大西洋或跨越大西洋的教宗,其教宗職所關心的,比從特朗普手中拯救美國多很多。

如果我們想瞭解現今的教宗職,那就要點出第二個劃時代的變化。這是教會和國家共同的危機,國家不再支配政治,同時建制教會及其組織不再有控制力。

保祿.普羅迪(Paolo Prodi,1932-2016)是近代教會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他晚期的其中一份會議論文解釋得很好。他觀察到,直到二十世紀,西方基督宗教是十五至十七世紀間的產物,圍繞著三個角色形成:教會、國家和市場。

市場在近代已變得與以往完全不同。但從歷史神學角度看,最激進的轉變正在影響著教會和國家。

普羅迪說,在宗教改革五百年後,教會和國家間的分工不再存在。一六四八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慶祝結束歐洲長達百年的宗教戰爭,同時標誌他們的合作不再維繫在一起。

現在,政治權力超越國家的控制,而宗教勢力超越教會和有組織宗教的控制。

在西方的悠久歷史中,「神聖和權力」與「教會和國家」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現在,它們被分開和疏遠了。這對於基督宗教及其他不同形態的宗教——包括伊斯蘭教來說是真確的。多元文化主義和世俗主義的危機是這情況的一部分。

這有助我們瞭解方濟各其教宗職的重要性,超越一些備受關注的問題,如對教廷的改革,或新的婚姻及家庭牧靈實踐等(儘管如此,兩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令人驚訝的是,教宗權力現在不只是後基督宗教世界,也就是說,已超越宗教是政治權力和社會既定模型的關鍵支柱的時期。

在方濟各之下,也是後宗派的。

這不僅是說,不同教會之間的宗派界限現在有別於其前任之時,也是說現任教宗是在一張國界的意義跟以往(即使只是幾年前)已很不同的世界地圖上看宗教。

費城總教區嘉祿.沙皮(Charles Chaput)總主教在其新書中,後基督宗教的恐懼,顯然欠缺那更大的背景。相同地,基於民族主義和全球主義之間的關係,比較教宗方濟各和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很大程度上是不正確的。

的確,我們現在看著一個後新自由主義的未來。在這意義上來看,特朗普的當選是一個「時代的徵兆」,是教會必須避免以短期得失來看待的。

從歷史神學的角度來看,真正的轉變是教會和國家之間的分工結束,同時也是教會與國家的制度同形性和並行性的結束。

同是君主和貴族式的混合元素管治著兩者。對天主教會來說,這意味著教宗和主教。

這種教會和國家的危機造成了一種「政治神學化」,就是不同政見者變得相互排拒,例如美國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之間。

這也造成了「教會意識形態化」,例如,對離婚再婚的既定教義發展或牧靈實踐,是基於它是否有用於天主教與世俗世界的意識形態鬥爭,來被視為是正統還是異端。

新君士坦丁的意識形態現在嘗試視俄羅斯總統普京或特朗普(或在某些情況下,是普京和特朗普)為保護基督宗教的新皇帝。教宗方濟各拒絕這意識形態,而這源於教宗對更大的歷史神學面貌的理解。

方濟各是耶穌會士,他清楚知道一七七三至一八一四年間耶穌會被壓迫時,內在的巨大神學和政治意義。

這是梵二前「漫長的十九世紀」的開始。毫不巧合地,這是許多反對教宗者想要返回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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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馬西莫.法焦利(Massimo Faggioli),美國的教會歷史學家,神學及宗教研究教授。

【完】來源:《十字架報國際版》,天亞社編譯。

A Church-State crisis that is post-Christendom and post-con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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