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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陳日君樞機:從一個「沉痛的呼籲」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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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 2016. 0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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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日君樞機。

最近我受到一種稱為「肺炎支原體」的病毒攻擊,住院三星期,我回到修院後仍需要一段頗長的復原期。豈料出院後知道,我又曾受到另類攻擊,那是來自一位意大利的「老友」詹尼.瓦倫特(Gianni Valente),他的文章登在頗暢銷的一份報紙La Stampa上。我的健康狀況本不適合我捲入另一場鬥爭,但真理有它的權利,我不可以不出來作出一些澄清。

(一)我的博文究竟說了什麼。

在我的博客上我對國內教會的兄弟姐妹作出了一個呼籲,瓦倫特從中找到了我的罪證,忍不住暗喜。

我呼籲的標題被翻譯成:「兄弟姐妹們,讓我們維護我們的榮譽!」我無意批評譯者,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準確地翻譯這個中文詞彙。這是不容易的(那是中文呀!)。

我用的中文字是「爭氣」,(爭取一口氣)(能吐出一口氣)。意大利文的「吐一口氣」也正有「說話」的意思。「爭氣」也可以說是「爭取說話的資格」,尤其是指「最後的一口氣」,最後一句話。能夠說話是一種尊嚴,而不能說話是莫大的恥辱。要人閉嘴,就是要人認錯。

諷刺的是,我們現在的情況所指的最後一口氣、最後的一句話,卻正是一個響亮的沉默。我的呼籲的真正內容就是:「讓我們有尊嚴地靜靜地退出!」

這不是呼籲衝鋒,(如瓦倫特所以為的。「……無需理會!不用考慮!分道揚鑣!」)不,這是號召退兵。是呼籲兄弟們保持冷靜,接受失敗,不要做不理性的事(不要讓我們的敵人充當先知,說保皇黨成了背教者!)

(二)什麼失敗?命令「轉軚」(作出方向性的改變)!

我們失敗了?但輸了甚麼?

我們知道中國無神政府一直想全面控制宗教。直到現在,大量天主教徒,無論是地下教會團體或是官方的地上教會團體,在面對巨大犧牲之下仍忠於耶穌,忠於耶穌在伯多祿及宗徒們身上所建立的教會。但今天教會權威當局似乎會出一份聲明告訴我們,要改變方向:教會的教義教規過往所反對的,將成為合法和正常;以後每個人都要服從由政府管理的教會;每個人都要服從那些直到今天仍然是非法的、甚至被絕罰的主教!原來,這些可憐的「對立者」錯了幾十年?!

我的呼籲是為這可能發生的事作出準備,這可能性曾經幾乎不存在,但現在已變得大有可能了。那怎麼辦?接受返回到瓦倫特所說的「地下墓穴」教會的狀況。墓穴教會不是正常的;但當正常的並不合法,而合法的又不受政府允許,在別無選擇之下,就只有在不正常的狀態之下堅持合法的。

瓦倫特提到了“Pax Sino-Vatican”(中梵和平),這讓我想起了著名的“Pax Romana”(羅馬和平,指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和平時代),但那「和平」完全是由刀劍爭回來的,是軍隊打出來的,他們凱旋回羅馬時拖著一大群奴隸!

我的呼籲是充滿悲傷和憂愁的。在這裡,我本可把話說完,請求瓦倫特可憐我們,至少尊重我們的痛苦,讓我們靜靜地痛哭。

(我記得很久以前在一個國內的天主教網站上出現過這樣的一句話:「那麼多年來,我們的敵人都未能要我們死,現在卻是我們的父親要我們死。好吧,就讓我們去死吧。」)(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小朋友被媽媽打屁股時,仍會抱著媽媽的腳,即使一直在哭泣和叫喊,都不會離開,因為離開了母親還有哪裏可以去?)

(三)接受協議和良心質疑。儘管教宗而忠於教宗。

我敢肯定,瓦倫特不會那麼輕易放過我。他會說:「你的呼籲強制禁止其他人加入愛國會!」

我的第一句是:「你不用跟著(該協議,跟到底)」。是的,在我們接受來自羅馬的指示的同時,良心還是底線。若良心認為是違反信仰的,我們便不能做。我們不能跟隨那顯然違背真正天主教信仰的協議。教宗方濟各多次捍衛民眾有不服從有違良心之事的權利。他是耶穌會士,對於很重要的事情也會依賴個人的辨別,他不會拒絕他的子民擁有這個「良心質疑」的權利。

我們接受來自羅馬的指示時有這個限制,使得我們更加痛苦。這對我身為慈幼會士像是撕破了心,因為我們保皇黨堅持敬禮教宗(是的,我們稱之為三個敬禮,向聖體、聖母和教宗的敬禮),但在這事上卻不能跟教宗走到底(例如加入愛國會、擁抱一個完全是無神政府所辦的教會)。

我們不能不拒絕行這一步,正因為它直接與伯多祿的權威互相矛盾。是的,在這情況下(在此刻我們仍強烈希望不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要忠於教宗(基督的在世代表)的權利,儘管看來似乎不聽教宗的話。如果瓦倫特對這說法感到驚異,這祇意味著他並不認識教會歷史。

在瓦倫特文章的最後一部分,他談到了「與羅馬主教的真正共融」。我們托付永恆的判官來判斷,與教宗真真正正的共融,是我們的那種,還是那些今天跑出來吶喊的那種(例如,有人接受法文媒體《亞洲教會》的採訪時說):「來,準備好了,所有人服從教宗,不管他怎麼決定!」(很明顯這些人有一個很大的期望,就是教宗能確認當前的不正常狀態,那末他們就能在裡面繼續享受他們的既得利益)。

(四)教宗的訓導清楚說明:不要加入愛國會

瓦倫特會堅持說:「你真強制禁止其他人加入愛國會呀!」。是的,我說過:「你們絕對不應該加入愛國會」。但我並沒有說是憑我的權威,那是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權威,並得到教宗方濟各確認,方濟各說教宗本篤的信函仍然是有效的,所有人都應該閱讀它。

我說了:「根據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信函,一個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就是讓政府管理教會,不符合我們的信仰」。瓦倫特說,我沒有準確引用教宗的話,我同意。但他認為我說的不符合教宗所說的,那我就絕不同意。任何認識中國教會情況的人都會認同,「政府辦教」這個說法,完全符合教宗本篤在信函中用別的話所描述的:

信函中的第七節第一段:「……上面提到了信眾教友和牧者們都涉及的強烈衝突的痛心局勢。對此作個認真的分析則突顯出,在各種導致上述狀況的原因中,首推那些被貫以天主教會生活主要責任者的機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實上,時至今日,上述機構的認可,仍然是衡量一個團體、一個人或者一個宗教場所是否合法,即官方的標準。」

第五段:「……某些由國家建立的、與教會體制無關的機構,淩駕於主教之上領導教會團體的生活,是不符合教會道理的。」第六段:「……上述機構所宣稱的宗旨,落實「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原則」,與教會道理是無法調和的。」(愛國會的名出現在附註中)

第八節第二段:「……近年來,因著各種原因,你們主教弟兄們遇到了一些困難,因為有「非聖職者」,甚至尚未受洗者,以國家不同機構的名義控制、決策教會的重大事務,包括主教的任命。其結果是……貶抑了伯多祿與主教的職務。」

政府說官方教會是由「一會一團」(愛國會和主教團)管理,但明顯地國家宗教事務局的官員領導這「二合為一」的組織,會議都是他們主持的。(政府現在甚至毫不掩飾這個事實,大家在照片上能見到是宗教局官員坐在中間主持會議,而「一會一團」的領導就在左右兩邊,低著頭接受指示)。

而中國教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中國天主教代表大會,每五年召開一次會議。在過去總是劉柏年做主席,該由與會代表選舉出的新一任領導班子,即一會一團的正副主席,開幕時也早已坐在主席台上。劉柏年在上一屆會議被推舉為榮譽主席,表示他已退休,但事實上他卻經常從北到南全國奔波。我們要看下次開會又會是誰當主席。

我充分證明了我說的話完全符合教宗本篤的信函,而瓦倫特似乎不那麼肯定他自己說的話,他用很深奧的字眼描寫了那、可能出現的、我認為違背教會訓導的最終協議。以我所有的神哲學知識,以及我的意大利文知識,我仍感到很難理解。他說那些指示是:「……措施和做法……作為最後的手段,為應付將來中梵之間開始有協議時的後果」(能明白他的人真有福了!)

(五)我們被矇在鼓裡,祇能瞎猜。前景絕不使人放心。

我說可能他們會簽署一個我們不能接受的協議。我說希望這事不會發生。一切都沒有定論。你會問:事情還未發生,你緊張甚麼?就是因為不知道才緊張呀。我們一直被矇在鼓裡,只知道雙方會面越來越頻密,但卻不知道談判的內容。

其實中梵雙方一直有非官方的接觸。在唐高樞機(Tomko)當傳信部部長的年代,直到2000年,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還未成立,但教會內部有定期的、聯席且擴大的會議,討論中國教會問題(「聯席」就是由傳信部和國務院共同召開;「擴大」就是也有一些中國教會專家參與)。我起初以香港修會會長聯會主席,後來以在國內修院教書的教授,最後以香港助理主教的不同身分被邀與會,當時的國務院副秘書長兼首席談判員切里蒙席(Celli)會與我們分享會面的內容。

可惜唐高樞機卸任之後,他的繼任人任內對中國教會事務一片空白。他的接班人更不行,即使已有一個真正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與北京的談判成了羅馬教廷的機密,一點消息都不向委員會成員透露。

如今,委員會更消失無蹤了。教宗方濟各上任後,教廷曾通知我們會在二零一四年春季開會(三年一任的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可到現在一點訊息都沒有了,也沒有接到委員會的死亡通知書。這對委員會的成員是極不尊重,也偏離教廷傳統的禮貌做法。

現在只有兩位華人樞機,都還未死,也沒有痴呆,我是其中一位,卻不讓我關心中國教會的相關談判。羅馬還有一個華人,看來不太受歡迎,被充軍去關島了。他們整天說要對話,但卻封殺了教會內部的對話。

由於缺乏溝通,我們只好猜想,把不同的信息拼湊起來。韓德力神父好像甚麼都知道,因為他是教廷和北京的好朋友。而在羅馬的《亞洲新聞》消息也頗靈通。但是拼湊出來的景象,使我們非常不放心。

(六)我是病態鬥士?我為無聲者發聲

到此為止我們正在談論目前特殊的情況。但瓦倫特想要把我放回更大的背境裡,給我冠以「不停鬥士」的稱號(或如一位樞機高官所稱的gladiator「羅馬鬥獸場內的鬥士」)。

瓦倫特指責我「動員了二十年,一直反對所有不配合我觀點的,教廷的行動」。更甚者是:「扭曲了中國天主教七十年來的歷史,否定了一切不利我「永久鬥爭」的因素」。

七十年是很長的時間,中國共產黨管治大陸也沒有七十年的歷史啊!那麼,我扭曲了中國教會在共產黨開始統治至今的全部歷史?扣這樣大的帽子,叫我怎樣回應呢?

不如談談這二十年吧。二十年前,即一九九六年左右,我剛被任為助理主教。如果沒記錯,那時瓦倫特與我是好朋友。他當然不會說我是鬥士。他知道並表示欣賞我正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進入國內,七年之久去了大陸的不同公開修院教書(上海、西安、武漢、石家莊、北京、沈陽)。每年有半年的時間在大陸,與我們的弟兄對話,也與難為他們的政府人員對話。很長的一段時間一起生活。政府對我很客氣,我沒私人理由對共產黨有仇恨。如果不是被任命回港當助理主教,我會繼續在大陸教書,政府官員也會繼續欣賞我的良好品行。

但在長時期的共同生活中,我看到我們的主教不斷受他們的侮辱。許多弟兄在痛苦中堅持信仰,他們的Sensus Ecclesiae(教會感)令我慚愧。

其實真正的動員應該是在教宗本篤十六世二零零六年擢升我為樞機之後,是十年後之事。這十年我是打了仗。不過並不因為我喜歡打仗,是因為國內信眾不能發聲,沒有言論自由,我不得不打這場仗,為他們發聲。

請准我稍為離題。我不相信瓦倫特不知道中國沒有言論自由。那末他怎麼能說那些被他訪問的主教,能暢所欲言?尤其那些介乎地下和地上教會之間的神職人員,他們努力爭取加入公開教會。他們只能說政府愛聽的話。瓦倫特訪問一位大陸主教,主教對瓦倫特說他的教區沒有愛國會。第二天政府就給他們成立了一個。瓦倫特大概不知道吧?

我是無聲者的聲音。我的弟兄不單止在政府面前不能發聲,他們的聲音也達不到教廷那裡,這幾年,有非法、甚至絕罰的主教、很威風,以主教身份舉行禮儀、聖事,還敢祝聖神父執事。有合法主教參與非法祝聖主教,三四次之多。中國天主教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幾乎全部地上主教到場。羅馬沒有發聲。這些都是嚴重違反教會信仰和紀律的事,難道教友沒有權利要羅馬解釋嗎?

(七)內鬥?拒絕對話?不惜任何代價要對話「成功」?

瓦倫特指責我反共鬥爭,更指責我與羅馬教廷內,對中國教會有話語權的大臣們鬥爭。

這指控相當嚴重,但問題出在哪裡呢?有人說我拒絕對話。天呀!他怎會這樣認為呢?我完全接受教宗本篤信函第四節第七段所說:「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是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的。」(當然,對話有好的結論時問題才解決。)但教宗本篤繼續說:「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問題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教宗方濟各在南韓向亞洲主教講話時,也肯定了這原則,他說:真正對話的第一個條件是要忠於自己的本質。

因此,如果希望對話真正成功,就要尊重自己的和對方的本質。但現在我們有沒有這個基礎呢?當有宗教組織指出其內部最高權力機構是屬於自己的,獨裁政府能夠尊重這個宗教組織嗎?而宗教組織可以拱手相讓由無神政府完全控制嗎?

所以,首先我們必須面對這事實:共產主義是真正的獨裁統治。當我前陣子在博文上寫說,和共產政府對話好像讓聖若瑟跟黑落德王對話時,聽來似乎是一個笑話,其實它離事實並不遠。我們在羅馬教廷的領導們,難道你們從來沒有研究過馬列主義?是的,不要忘了,列寧很重要。根據馬克思,階級鬥爭勝利後,無產階級「暫時」專政,但到了列寧,卻變成了「永遠」專政。

意大利朋友,天主善待了你們,使你們從未受過現代的專政統治: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不過是小兒科)。那些沒有經歷過獨裁統治的人,是很難想像到它的恐怖。真正獨裁政權下是沒有妥協的,是要全面屈服的,奴役人民,侮辱人民。

中國共產黨殺了千千萬萬人後,或許不用再殺那麼多人。但已存在一個「暴力的處境」,最基本的人權被否決了。難道大家沒看到中共最近在國外多麽專橫?在國內壓迫得多麼厲害?(喬治.魏格爾(George Wiegel)最近在《First Things》雜誌有一篇文章值得看看http://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16/07/the-ostpolitik-failed-get-over-it)。

這樣的政府對梵蒂岡會特別客氣嗎?面對近年的一連串事件(拆十字架和聖堂,以及對宗教組織的洗腦班,中央指示宗教該如何接受國家的領導),我們尊貴的國務卿怎麼會說「對話的前景充滿希望」呢?

有一位地下神父,四十歲,名叫「和平」,他很有學問、為人熱心,備受教友的尊重和愛戴。他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初在很離奇的情形下死亡。政府的公安部稱在河裡發現他的遺體,宣稱他自殺,但在重重疑點之下,完全不讓親人查證真相。

這位神父寫過一篇文章《時間屬於祂》,指出:「當其他宗教都有愛國會,我們怎能妄想天主教會能幸免呢?當全中國都沒有言論自由之時,你怎可能奢望我們就會有呢?」

因此,放棄對話?不是,但你去到談判桌上時,必須有準備,也許第一百次,最終要承認對話還沒有成功的可能。我們怎麼可以合理地希望對話取得圓滿成功?中國共產黨已完全控制地上教會了,他們願意放棄一點點的控制權嗎?現在即使對話不成功,政府也不會有損失。他們很樂意對話,只希望得到教宗一紙祝福,認可這個不正常的、客觀上已是裂教的教會。(教宗沒有這樣稱之,是因為知道很多人是被迫的,在巨大壓力下屈服了。)要不惜任何代價完成對話,有人準備祝聖一個分裂的教會嗎?

聽說他們只討論主教任命的問題,而把其他的問題置之不理。但那些都是天大的問題呀!?即使祇討論主教任命的唯一話題,我們能接受現狀嗎?「民主選舉」?(中國是沒有真選舉的,都是在演戲)。「由主教團批准」?(主教團根本不存在,只是名義上的)。「由教宗最後同意」?(只是做個簡單的簽名手續,沒有真正的決定權)。「之後就叫地下的全部上來,進入中國天主教,而不是在中國的天主教會」?(你可能不會注意兩者在中文的差別,從中國天主教矛盾不明顯,但說Chinese Catholic Church矛盾就突出了。)

(八)「東方政策」

講到這裡,我不得不提「東方政策」。有人會說:你為何又舊事重提?正因它不是舊事。我們的領導仍活在以前的國務卿卡薩羅尼(Casaroli)偉大奇蹟的幻想之中(我們不討論他的聖德,知道他是一位頗有愛德的神職人員)。

「東方政策」在政治層面是有道理的,因為經濟利益可以與政治利益交換,但我們與那些只知金錢和權力的對手有甚麼可交換?我們只可把我們的(屬靈)權利讓出來。我們可以這樣做嗎?

瓦倫特說「東方政策」早已開始。是的,鐵幕封鎖了東歐,若望二十三世及保祿六世教宗都想找到出路。但真的找到了嗎?教宗和樞機們當時根本不清楚鐵幕後面的情形,只好委托卡薩羅尼全權負責,他這個可憐人,也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而對方在梵蒂岡則佈滿間諜!看一下魏格爾的《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那本書就知道了)。

得到什麼成果?「我們保證了有主教!」。是怎樣的主教?那些主教都是傀儡,是無神政府的官員,不是羊群的牧者,是掠食的狼。「我們努力使教會不致滅亡(modus non Moriendi)!」這些國家的教會不是因為梵蒂岡的外交努力而生存下來,而是靠教友的堅強信仰保存下來的!

那麼,「你選擇對抗而不是對話?」一隻羔羊不肯被狼吃掉,這叫對抗?

瓦倫特曾說,甚至維辛斯基樞機(Wyszynski)也支持卡薩羅尼的「東方政策」。多麼可笑!難道他認為,若不如此,維辛斯基樞機應該出來公開批評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的國務卿?批評他的作為?

有人會問:「那麼,為什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作出這樣的任命呢?」在一部有關若望保祿二世的電影中,若望保祿對他說:「親愛的卡薩羅尼,我們兩人的想法不同。我任命你作為國務卿,因為我們可以互相補足。」這可能很真實。但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我不認為是惡意的猜測),教宗想安撫他的敵人。卡薩羅尼可以作為一個「煙幕」,讓若望保祿能從他的書房指揮行動,把波蘭從共產黨獨裁統治中解放出來。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下旬,我接到一個不公開的消息,中國官方教會即將慶祝首次自選自聖主教五十周年。我跑到羅馬,得到教宗本篤接見,並有貝爾托內樞機在場。我說,這是挑釁的行為,尤其是當雙方已有非正式接觸了。我又說,政府敢於不斷挑戰梵蒂岡,因為他們看到教廷採用「東方政策」。那一刻,教宗本篤向著貝爾托內樞機說:『你還記得嗎?當年若望保祿二世來到教廷說:「東方政策」,夠了!』我不用多說了。

(九)教宗批准任命在愛國會內的主教,也沒有叫他們退出愛國會,那麼……

瓦倫特對一個問題似乎特別有把握。他說,教宗們批准了許多在愛國會內的主教,有些甚至在愛國會內擔當重要職位。所以,隸屬愛國會「本來」就不是和伯多祿繼承人之間,在聖事和聖統內共融的全面認可的障礙」。此外,教宗從來沒有要求他們以退出愛國會「作為獲得宗座批准主教任命的條件」。

當教宗任命或承認他們為主教,當然給了他們聖事和管治權力,但這並不能證明教宗這樣做法和他們隸屬愛國會的身份「本來」沒有矛盾,教宗本篤說過,愛國會的性質與天主教教義不相容。

國內教友多次指出這個矛盾,教廷從不答覆。我曾寫過一小冊子:「教宗2007信的解讀」,教宗本篤詳細看過,說沒有問題,我祇出版了中文版。解讀中我先引述教宗的話。關於教宗認可了(及批准了)的地上主教,教宗說:「可惜,(1)多次發生了司鐸及信友們……未被相應地知會其主教得以合法化的事宜……(2)此外,有些主教本人也沒有明顯作出已獲合法身份的表示」,所以教宗叮囑說:「……(1)(他們)必須在短期內公開其已合法的主教身份,(2)並不斷地表現出與伯多祿繼承人完全共融的明顯行為。(第八節第十一段)。然後我解釋說:教宗所做所說沒有矛盾。而「矛盾的是有些被認可或被批准的主教,他們一方面得到教宗慷慨的恩賜,被接納於聖統的共融之中,但另一方面卻沒有把這事實生活出來。一位口口聲聲支持獨立自辦教會的主教,怎能算是與聖座共融呢?

(十)必須清晰,不能再模糊了

當唐高樞機的繼任人的繼任人也有了其繼任人後,那位部長在他首次主持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常務小組會議中與大家達成共識,認為有必要澄清這一點。在長期容忍矛盾(模糊)的情況下,見到結果顯然是全面失敗,現在不得不改變策略,終於該給出清晰的方向。先宣傳並解釋讓大家知道愛國會是我們不能接受的。這是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我不知道按這新策略的路線教廷做了些甚麼。

時間上的巧合讓人相信委員會的共識,也可能已傳達到了上海教區,為此,四年前,馬達欽主教在七月七日他的主教祝聖禮的最後,發出了他的聲明,得到天主的子民經久不息的掌聲歡迎。整件「七七事件」的經過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宗教政策的荒謬原則:「誰愛國就應該拒絕他的宗教良心」。他們強逼德高望重的上海金魯賢主教,要他違背自己的良心,同意在其繼任者的祝聖禮上,與一名非法主教共祭,來證明自己忠於祖國!?他實在再不能忍受這樣的羞辱了。

但現在看來,在各處類似的情況下,來自上層的勸告常是「要低聲下氣」、「要屈服」、「要投降」……有人懷疑馬達欽主教的「變臉」是出於羅馬的鼓勵。但梵蒂岡回應說:「任何的猜測都是不適當的」。我會說:「這些猜測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還在等待一個清晰的澄清。

主啊,你不是對伯多祿說了:「堅固你的弟兄」嗎?

附註:親愛的詹尼,寫這篇回應,為在康復中的我來說,是很辛苦的。下次免了我吧,拜託了!

__________

撰文:陳日君樞機。

【完】來源:《平安抵岸全靠祂》。

從一個「沉痛的呼籲」講起(回應Gianni Val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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