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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教宗方濟各治下的中國教會和中梵關係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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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January 2016

【評論】教宗方濟各治下的中國教會和中梵關係走向

教宗方濟各。[圖片來源:梵蒂岡電台]

教宗方濟各,一如聖方濟各,一舉一動總是那麼驚世駭俗。不錯,這一點總讓觀察家們看錯了眼。

從歷史上看,聖方濟各用自己的生活和行動,徹底追隨基督的榜樣,度完全的福音化生活。他神貧、愛主、愛人、熱心傳教、親近自然、愛好和平,滿心喜悅、影響深遠、力挽狂瀾。

再看一看現任教宗,他之所以取名方濟各,一定是以聖人為榜樣,努力實踐聖方濟各的價值觀。

實際上,從教宗方濟各就任以來,他的所作所為,一舉一動,莫不觸動天主教會和世人。我們看看他對教廷不遺餘力的改革、對世界熱點衝突的和平呼籲、對各大宗教的對話、對基督宗教的拉進合一、對環保和難民的關注和同情……。

如同歷任教宗一樣,教宗方濟各都會得到中國絕大部分天主教徒的愛戴和支持。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切願與普世教會一道,成為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既是堂堂正正中國人,又是真真實實基督徒。無論中國教會歷史上的禮儀之爭,以及當今中共政權下的天主教會,莫不如此。

如同利瑪竇神父般,教宗也出身耶穌會,對傳教非常熱衷。利瑪竇以適合中國當時社會情況的方式作出的「適應」傳教法則而導致短暫的成功,(由於禮儀之爭而被廢止)。但今天教廷有意將他列品,則是對利氏的重新認可與尊崇。同會會士朱樹德神父寧肯放棄海外優越的自由條件,返回大陸傳教,以致遭到迫害、坐監,最後致命。這讓教宗方濟各都敬仰不已(可見於教宗方濟各親吻朱立德神父苦難雙手)。教宗方濟各有意通過中梵對話達致建交,好對中國教會的擴展、福傳事業能有個正面的推動與幫助,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歷史上,教廷與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法西斯獨裁都達成過協議,甚至東歐的共產國家。這就是說,教廷是不忌諱該國的政治體制,而是儘量想方設法的讓該國的教會得以苟延殘喘、從而延續教會的生命。當然,這裡面尤以教廷與匈牙利的協議而受到詬病,因為達成協議的可能就是做了過多的妥協。

很顯然,教宗方濟各極富南美熱情的風格,試圖將中國教會的門打開,迎接中國廣大的非天主教徒,以嶄新的形象收穫更多的果實,通過持久的對話,為了教會的長遠發展和利益,忍辱負重,而不是坐以待斃。

從歷史上看在中國的天主教會,除了少數的背教叛教者,有為數不少的教友和神職為了忠於天主、忠於教會而步履蹣跚、充滿掙扎,甚至流血致命。這在十年文革時期達到頂峰。就是現在,也得面對政府的挑戰。而這裡面,微妙的一點可能就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本篤十六世屢次提及的地上、地下教會的修和(這個修和可以先從靈性開始,一旦成熟了再邁向體制的合一),以及教宗方濟各上任以來批准地上、地下教會的人為主教,從中可得出一個結論:地上地下形成合力才能發展,團結才能一致對外。大家若是爭執不斷、互相拆台,註定是沒有贏家,後果只能是走向衰敗。

至於教會與政府的關係,相信秉承「天主的歸天主,凱撒的歸凱撒」最好不過了,也就是所謂的政教分離。但中國的現實卻是政府一直在操縱和打壓宗教。在這種情況下,教會與政府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距離,而不是與政府談婚論嫁,做政府的官員或卒子。因為政府與教會應各自獨立,互不隸屬。

陳日君樞機和金魯賢主教這兩位地上地下路線的踐行者,是中國教會這個時代的代表和象徵。陳樞機嫉惡如仇、堅持公義、愛護弱小,追求完美,做事中規中矩,從歷史上看,陳樞機與范學淹主教、龔品梅樞機這些地下教會的標杆性人物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也正因為這樣,成了政府和愛國會的眾矢之的。至於遊走於中梵之間的代表性人物——耶穌會的金魯賢主教,這位「泥鰍式」的主教,既不與共產黨撕破臉,又獲得梵蒂岡的尊重,還使上海教區絕處逢生。這是一個公開教會的典型成功樣板。

記得二零一零年金主教對陳樞機說:「陳樞機,我們畢竟是一國兩制。」是啊!直到今天,香港的教會仍然享有某程度上的自由(雖然這個自由正在遭到內地的不斷滲透),而內地的教會卻仍在水深火熱中掙扎,可見兩地教會的巨大區別。不要說教會,就是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也在這個威權政治體制下卑屈的活著。當然,我們可以嘗試去做一些改變,但這很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甚至巨大的代價的。這其中,我們可以看到,馬達欽主教脫離愛國會的柔性訴求雖然得到滿堂喝彩,但終歸為黑暗勢力所不容,至今遭到軟禁不說,連帶上海教區神職和各項事業都遭到整肅。與其說是遭到失敗,不如說是遭到了迫害。

如同越南一樣,政府不時打壓一下教會,比如為了維護教產,天主教徒被當局逮捕入獄,堅持正義的主教被迫辭職。同時,梵蒂岡又選擇相對溫和的人做主教。以習近平上臺以來政治上越來越高壓的態勢,除非政治趨於自由,相信這會在一定時間內成為教會的常態,那些認為中梵達成協議,宗教將得到完全自由,我認為恐怕不太現實。

有了東正教的前車之鑒,教宗方濟各對中國教會展現極大的寬容、包容與愛,沒有說過懲罰及排他性的字眼,這都為解決中梵問題留下極大空間。當然,這可以說是一個因應環境變化而做出的權宜之策。畢竟,分裂的代價太大,從歷史上看,教會有切膚之痛。

教宗方濟各與中共政權對話,建立互信機制,形成良好的互動,對於和平以及政教關係而言,具有重大意義。當然,建交不必圖快,只要水到渠成。否則,拔苗助長也不會有好的結果。顯然,教宗方濟各在這點上極具耐心。

上主富於仁愛寬恕,極其慈悲,不輕易發怒。在這教宗方濟各所訂立的慈悲年裡,讓我們為中國教會邁向自由、為中梵關係能取得良好進展而祈禱吧!

__________

撰文:多瑪斯,中國大陸一位天主教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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