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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淺談十多年來的中梵關係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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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日期: 2016. 0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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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中梵關係一直是世界媒體聚焦的話題。雙方任何一方的動作都會引起諸多關注,並牽動著億萬信徒的心,甚至影響到國際格局的變化。從千禧年的反對封聖,到二零零八年之後多次的自選自聖主教,以及期間所召開的中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會,使得中梵關係降到了近十多年中的冰點。二零一三年,中梵都更換了新的領導人,雙方嘗試著又一輪的接觸,渴望打破僵局獲得雙贏。結合媒體的報道及多方面情形分析,從二零一四年起雙方的關係似乎又出現回暖跡象,甚至一度傳出雙方有意建交。可以肯定,大家都要對話而不是對抗。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更要求教會與各式團體和人群對話,甚至是無神論者。事實上,也只有透過真誠而富建設性的對話,方能真正獲得具有實際意義的成果。

中梵關係難關重重

中梵關係的艱難進程讓世人感到不可思議。從技術層面入手的談判可以走向全面建交的達成嗎?外交的貢獻可以解決中國天主教會狀況嗎?作為執政黨,共產黨要在中國全面貫徹黨的意識形態,「無神論」和「一黨專政」是其立足的兩個支點。無神論作為中共長期執政和絕對領導國家的堅不可摧的倫理基礎,要求只能由黨來制定一切道德標準和行為規範,人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目的是保護黨的絕對領導和中央集權的現世權力;在國際關係中常扮演「標新立異」的角色,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與中共截然相反,梵蒂岡國是把神權作為其立國之本,政教合一的特點讓其更能獨立地為世界範圍內的信徒服務,而非俗世的統治;基督教義所宣揚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理念也成為羅馬教廷敬神尊人的現世圭臬。倆相對比,中共的意識形態和羅馬天主教信仰之間的矛盾顯而易見,甚或於無調和性。二者的接觸、對話從各自的立身之衷皆有本質上的困難。這種困難使得二者在建交談判中經常碰觸對方的底線,恰是中梵關係的癥結所在。

梵蒂岡外交立場堅定

面對如此困頓的局面,有部分教友常常擔心梵蒂岡外交人員在與中共談判時的智慧;其實,人們大可放心聖座大使們的能力,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一次對聖座外交學院學生們的講話時,就清晰地表述了作為外交官所應具備的個人品質,即「在對話中有耐心、持之以恒、據理力爭及態度堅定」。聖座的外交和政治的根本使命旨在幫助中國的天主教會真正而圓滿地實現信仰生活和與普世教會共融。從中梵的外交接觸上,羅馬教廷在對話中常是主動的,善意的,清晰的和自信的;而中共的態度一直是搪塞的,曖昧的和具防衛性的。早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就向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發出過信函,表達尊重和良好的願望。直到今日,中國政府卻仍然重複著使用了三十多年未曾改變的外交用語來固守其意識形態的堅決,阻撓中梵關係的發展。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二零零七年致中國教會成員的信函中就明言:「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此項原則與天主教會的教義無法相容。中國政府卻恰恰用該宗教政策管理、改造國內的天主教信仰和團體,一直以此作為控制宗教的有力手段。梵蒂岡不斷寄希望於中共新的領導人,以期打破中共意識形態在宗教政策上對中梵關係的桎梏,但伸出多年的橄欖枝還沒能換來中方的誠意和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變通。世界看不到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變化的具體行為,中國現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文獻中也未呈現梵方所期望的改變。

與中方截然相反,梵蒂岡的外交總是把人看得比政治平衡更重要。維護人性尊嚴正是聖座外交的中心點,保護宗教自由與促進教育和愛德工作成為梵蒂岡外交政策的指導路線。這些原則與中共一些領導人所擔憂的對中共政權的威脅大相徑庭,但也正因如此,它挑戰和衝擊著中共意識形態在各個領域內的權威地位和思想基礎。故此,中共從不肯放鬆對中國天主教團體的掌控,務使各宗教團體都成為中共保持其專政統治的工具。此種情況下,天主教團體正逐漸淪為向中共統治服務的國家教會,其救靈福傳的角色已然弱化了。習近平主席在中央統戰會議上要求,宗教工作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可能習主席已深刻領會到文化、傳統和道德因素在群眾和人類生活當中的作用。浙江省全面強拆基督宗教教堂十字架的行動可能是中共收緊宗教政策全面落實「中國化方向」的國家教會政策的新一輪行動。

一個獨立於伯多祿磐石之外的「國家教會」是萬不能被聖座接納和容忍的,外交層面的討價還價很難打破中共意識形態在宗教領域的陣線。中共如果不在自己的意識形態上做出全方位的、具體可見的調整,天主教會不可能一枝獨秀地獲得政策上的法外之地,中梵關係的切實發展將永無結果。

任何地方教會的生活應該是公開的,凡涉及到社會事務方面,應該與地方政府有相當程度的合作。天主教問題在中國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案,而是與其他的民族和宗教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中國政府不會也不可能撇開其他民族和宗教的問題而單獨解決天主教問題。中國政府如不在尊重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上進一步改善,勢必會使許多問題激化:諸如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各黨派和各宗教問題等等。如果中國政府沒能拿出全盤解決這些民族和宗教問題的方案,很難與梵蒂岡達成甚麼本質性的協議來保障天主教會的宗教自由和權益。同樣,天主教會若只為自己爭取空間而不顧中國人民的權益也無法彰顯自身的美好聲譽,更不會為自己達致一個特區。如若無法幫助中國人享有真正的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中梵外交關係只能是愛好和平者的室內談話。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Pietro Parolin)樞機於較早前的三月十一日回應記者的提問時說到:「接觸仍在進行中,雙方都有對話的意願,對話有它的節奏和時間,而我們期望能夠帶來一些成果,但這裡沒有重要的新發展。」強調:「雙方對話是取得進展的唯一途徑,去尋找一個共通點,嘗試互相了解,並對現存的問題找出解決方法。」若果中梵各有不可撼動的原則,如此兩條平行的鐵軌又怎能找到一個「共通點」呢?

主教問題關係深遠

「主教候選人」彷彿是雙方都關注的「共通點」,中梵各自保有反映自身本質的評斷標準和角色使命。雙重承認的主教是中梵樂見的成果,有人說是「怪胎」,是為教會信仰生活上的冒險。中共從來沒有放鬆對「既得利益」者和投機者的利用與掌控。長期經驗証明,中國政府若沒有十足的把握和相應的控制手段,很難推人上位。在這點上,香港的政治狀況給世界很清晰的警示。梵蒂岡透過對官方主教的任命和追認或「雙合法」維繫著教會法典層面的共融,但多數主教親共或軟弱,不顧教會法律,常被中共綁架做相反信仰共融的事,繼續為「三自」和「民主辦教」的國家教會站台。有人擔心,中國教會會不會成為被梵蒂岡祝福的裂教團體呢?!梵蒂岡在中共面前的拘謹不只是害怕中共在國內殘酷打壓天主教徒,更擔憂中國天主教成為類似聖公會或俄羅斯東正教的裂教局面。如果說梵蒂岡在三十多年來與中共對話中取得了甚麼成就的話,那就是梵蒂岡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和挽救了中國天主教沒有成為完整意義上的裂教。那麼,目前中梵外交焦灼的情況下,如何狙擊全面「中國化方向」的國家教會的壯大呢?避免養虎為患,聖座應該做些甚麼呢?

教廷應堅守立場

梵蒂岡沒有必要為了避免觸怒中國政府而在為中國教會任命主教上躊躇。教會的出發點常是信仰、神學和牧靈,而非政治和外交,因為後者的存在是為了前者服務的。主教職構成了任何一個地方教會生命的根本所在,教會生活的經驗不斷的告訴我們,「哪裡有主教,哪裡就有教會。」主教職反映了教會信仰上的表達,是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的。一個地方教會沒有主教而天主子民又迫切需要,聖座在可能範圍之內,考察候選人的資格之後,應該果斷為地方教會任命主教。若沒有天主的助佑,沒有任何人適合做主教。如果候選人已經在生命中準備好接受跟隨耶穌背負十字架,聖座有責任為地方教會任命主教,即使其政治或者意識形態與當局不符。政治的迫害不應成為阻礙聖座任命主教的理由。相反,聖座所任命的主教面對政治迫害時不畏艱難、勇敢作証,則更可彰顯福音的內在力量以及基督對教會的愛,同時也是對一個民族和國家的福傳——從殉道者的鮮血中復生的韓國教會,即是東亞教會生活的典範和有形可見的未來。反之,那些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原則以及未經聖座任命而自選自聖的主教,即使其個人聖德及牧養天主子民的能力都非常突出,也都不應作為主教候選人進行甄選。因為這是公開的錯誤——裂教的言語,如果聖座任命這樣的人做主教,將大大增加天主教在中國成為裂教的危險,同時也將額外增添天主教會在中國的混亂。對於那些公開表示反對「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的司鐸,如果地方教會需要,並且聖座認為其個人聖德適合作為主教候選人,那麼其應該比那些附和中共宗教政策的人更有優先權被任命為主教。誠然,在中梵關係持續焦灼之際,聖座能為中國教會做出最大而實際可見的貢獻就是選立真正的牧人——主教。

前瞻

在向億萬中國人傳播基督福音的事業上,聖座有著不可替代的權威和角色,但就某種角度而言,真正的主角是主教們和廣大中國信徒。他們才是與中共接觸中真正的對話人,即使是不對等地「被」帶到政府官長面前。在中國目前如此複雜的環境中宣講福音,他們常會面對許多新的挑戰。因此,各級牧者和廣大信徒信仰的忠信與堅貞是教會得以不斷傳承和發展的基礎;誠如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前述二零零七年的信函給中國教會的指引,當下以及今後相當一段時間之內,中國教會工作的真正重中之重仍舊是培育。只有培育工作可以使在中國生活的每一位教會成員知道該如何成為這個時代的先知,做這個社會的酵母。

中梵關係健康發展的希望在於中共全面調整管治策略,然而中共的這種蛻變需要奇跡和偉人的產生,非人間技術和能力的成果。有人把中共和梵蒂岡的博弈看成是紅龍和女人及她後裔的交戰。如此圖像是生與死的慘烈,基督和祂的教會充當弱者,但憑著那份不卑不亢的堅持和神的介入而獲得勝利。當沒有「共通點」的時候,堅守信仰的陣地才能獲救。我們需要耐心和在痛苦中期待奇跡的發生!        

__________

撰文:華民,中國北方神父。

【完】來源:《鼎》,二零一五年秋季號第178期,14-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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