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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社會責任的抉擇令中國良心犯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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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arch 2013

家庭與社會責任的抉擇令中國良心犯痛苦

新書發布會的兩位講者--滕彪(左)與金鐘。

【天亞社.香港訊】曾受文字獄之苦的國內法律學者指出,政治犯、思想犯和良心犯最大的痛苦,是一方面有強烈的社會與歷史責任感要說出真相,但同時要顧及到對家庭所承擔的責任。

獨立中文筆會本月中在香港舉行《從王實味到劉曉波──中國當代文字獄囚徒編年錄》新書發布會。

演講者之一、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講師滕彪說,文字獄是指表達異見言論的人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判刑。書中一些例子顯示中共文字獄的特徵,以日記、私信一類所謂「思想罪」判刑以至處死。

他表示,改革開放後,雖然不再發生因言致死的案子,「但這種進步並非因為當局發善心而寬容,而是很多爭取自由者勇敢衝擊言禁的結果」。然而,這種社會責任感往往與家庭責任有矛盾,對良心犯和維權人士造成很大的「困境和困惑」。

曾親身經歷過文字獄的滕彪在會上憶述,自己因撰寫批評文章和言論,長期遭當局打壓。「起初政府人員找我時態度都很好、很客氣,勸我不要寫批評政府的文章,後來就是非常嚴厲警告再不聽話就從學校開除我。」

後來,政府進一步吊銷他的律師證,護照也被沒收,他有五年時間不能出國。其後打壓再升級,「被旅遊、軟禁、自己的正常生活也受到騷擾,經常被困在家裡,沒辦法出門」,最後更用上綁架、關押等手段。

他曾被關押過兩次,第一次祇有兩天,第二次是二零一一年「茉莉花事件」期間被關押了七十天,當局又毆打和辱罵他,並依照刑法一百零五條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顛覆國家政權」來審問他,「把我所有的文章、接受採訪的內容打印出來,一句一句的問」。

官員要他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十二點以固定姿勢面向牆壁坐著,後來更要他一天廿四小時帶著手銬,無論吃飯、睡覺,帶了整整卅六天。「這次較長的關押對我真的造成影響,出來後也不敢對外說甚麼事情。」

這位維權律師認為,言論自由是最基本人權之一,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民主,而在互聯網上過濾敏感詞、封鎖網站、對媒體內容審查,還有因為作家發表言論就會受到各種各樣的警告、「喝茶」、裁決和其他方面的麻煩等,都是言論不自由的體現。

不過,他認為互聯網在中國普及,對推動言論自由起了積極作用。

他對天亞社說,互聯網讓文字工作者擴大了寫作的自由,以前從寫作、完成到發表需要一段時間,而且媒體受到官方控制不一定能夠發表出來,最多是可能以傳單形式自己私下打印出來,但新的社交媒體讓官方控制信息的難度大增,有助推動言論自由。

發布會另一講者金鐘認為,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現在六十歲,從他前三十年的背景和遭遇來看,應當對文字獄深有體會,他「應該是一個改革派」。

這位《開放雜誌》總編輯解釋,習仲勛因文字獄受害,習近平「跟著父親一起受害,這樣的青春記憶怎麼會對他沒有影響?所以我想很多人對他有所期待,這是一個合理的根據」。

金鐘坦言,現在中國的出版、言論自由當然比毛澤東時代放寬,而且「因為香港這個活口未有解放」,所以變相成為中國出版與言論自由的出路。

他續說,過去幾年在國內不能出版的書都能在香港出版,這是一個證明,但是中國大陸真正要實現言論自由就要剷除文字獄制度,就是要民主化。

《從王實味到劉曉波》是獨立中文筆會計劃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字獄囚徒編年錄」叢書的第一卷,輯錄了自一九四七年作家王實味被處死到二零一零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期間,每年一案共七十一位受害者的傳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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